【编者按】 著名剧作家、翻译家李健鸣1月23日在上海去世，引发戏剧界和翻译界的无限追思。 在80年的人生岁月中，李健鸣留下了《莱辛戏剧七种》《布莱希特论戏剧》以及弗洛姆《爱的艺术》等大量德语译作。她曾在西柏林自由大学学习戏剧，参与并推进了中国戏剧从传统到先锋的探索。 1979年，李健鸣参加青年艺术剧院《伽利略》工作小组，开始其戏剧实践。1980年代开启和大导林兆华导演长达十年的戏剧合作，作为戏剧顾问参与众多创作，包括布莱希特的《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好兵帅克》、曹禺的《北京人》、《哈姆雷特》（1990年版），以及《罗慕路斯大帝》《浮士德》。2019年，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合作翻译了布莱希特的《伽利略》并担任该剧剧构。 30年间，她先后和林兆华、李六乙、濮存昕三位导演合作了三个版本的《哈姆雷特》。 除此，李健鸣也是一位剧作家和导演。1997年，她自导自演了话剧《三个女人》，在北京人艺上演，此后参加了德国鲁尔艺术节。2013年，她将好友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改编成话剧《爱情的印象》，由李六乙担任制作人，在北京人艺小剧场连续演出28场。 人生最后十年，李健鸣回到家乡上海，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写作和思考，创作的剧本《隔离》《蛤蜊》在2020年-2022年先后上演，同时写作了大量戏剧影视评论。 作为李健鸣多年的挚友和合作伙伴，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自年轻时就与李健鸣相识，深受其艺术观念的影响。2018年，李六乙担任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莎剧舞台本翻译计划”作品《哈姆雷特》导演，由胡军、濮存昕、卢芳主演。李健鸣作为该剧译者，将朱生豪经典翻译“生存还是毁灭”（原文是“to be, or not to be”），重新译为“在，或不在”。 1月25日，李六乙以一个戏剧人的方式，写下以下文字。是相问，是追忆，也是纪念。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年轻时的李健鸣 李六乙：健鸣老师！对不起，我忘了，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初次见面认识的？您还记得吗？ 李健鸣：对不起，我忘了。 李六乙：我也忘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境下，经谁介绍。反正我们认识三十多年，也快四十年了。 李健鸣：是的，快四十年了。 李六乙：那时我才二十多岁。1985年人艺的《野人》，1986年人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好兵帅克》，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戏剧还能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区别于传统，区别于过往所有戏剧的欣赏审美的经验。 李健鸣：这是时代的来临，一个新时代的开启。《野人》完全有别于传统剧作，重要的是具有了现代性思想。在我们过去许多的作品中，真正的思想性是缺失的。但这样也带来一个问题：通过文学所产生的现代精神，戏剧该以怎样的方式面对和表现。 李六乙：《野人》整个舞台是自由，随心所欲充满了灵性诗意的。您的理性，德国文化的思维背景给了《野人》许多经验。 李健鸣：那也只是对文学更多的讨论。我在德国看了很多戏，欧洲在那个时代的戏剧已经花样繁多五花八门了，各种主义都潜藏着危机。他们的舞台已经感受到了危机，也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寻找点什么。如果从更早一点看，上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的导演彼得·布鲁克已经开始对欧洲的戏剧厌烦了。《野人》当然不能和欧洲一样。但究竟怎么不一样具体还是不明白。 李六乙：所以后面有了布莱希特的《好兵帅克》。 李健鸣：布莱希特更接近中国。他的理论在向中国介绍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世了。中国人接受他是因为他对中国戏曲的喜爱。没有人看到过因他的理论而在舞台上对自己作品的呈现。布莱希特的戏剧在德国是重要的一种，尤其在东德。柏林墙被推倒后作为理性主义的张扬，从文学到表演确实对欧洲也产生了价值。1979年我在参加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伽利略》的排练过程中，对此就有深刻的体会。布莱希特的戏剧是中国戏剧进入世界的舞台最近最好的突破口。 李六乙：所以《好兵帅克》中希特勒让女演员来扮演，留着与希特勒一样的小胡子。玩耍着一个巨大的氢气球，飘逸滑稽随时有一种要爆炸的美感和残酷。 李健鸣：八十年代的中国，理性的觉悟是多么的重要，通过文学去思考世界的意义，通过文学去促进表演艺术的深刻和多样，从而产生对人的存在的重新定义和认识，意义何在何存？文学何以转变成为舞台的形象直观，这就是戏剧重要的责任。中国戏剧告别过去的单一僵化简单的政治化概念化非真实人性表达，从这儿出发，从这做起，非常重要。 在上海《伽利略》剧组工作的李健鸣 李六乙：从《野人》到《好兵帅克》以及更早的《伽利略》，您反复提到的文学，戏剧的文学。这在戏剧中非常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