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体校的日子
少体校的日子 木愉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贵州安顺这个小山城度过的。那时的小山城里，没有少年宫，也没有谁家会富有得有余钱请家教让孩子学钢琴绘画之类。课余时间，少年们都如同山羊一样漫山遍野放养。回想起来，参加地区少体校乒乓球班的那一年就算是我少年时代的高光时刻了。 进少体校之前，我们就像没有建制的散兵游勇，四处流窜打秋风。 那年父亲回外省老家，给我带回来一块乒乓球拍，从此，我就愉快地接受了这桩美满的包办婚姻，开始对乒乓球痴迷起来。那时体育资源严重短缺。校园里的球桌都是水泥的，而且数量还很有限。一到了课间十分钟，一大帮小孩就跑去占住一张空着的球台，用砖头立在中线当网，大家紧紧围着球台，以打擂台的方式争取打球的机会和时间。水泥桌虽然粗糙，台面凸凹不齐，但水泥桌也不是过剩资源，我们经常连午觉也不睡，吃了午饭就急急到学校，占住一张桌子，一直玩到上课的预备铃催命般响起。 离我家一墙之隔的地区医院门诊部有一台水磨石面的乒乓球台，比一般的水泥桌要规范很多，我和球友就会在下午放学后，到那里有板有眼地练球。对角线对攻、直线对攻、反手退档，正手直线对角线交叉进攻，一直练到夕阳西下。 那段时间，大脑中转动的就是乒乓球。除了学习，每天的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了乒乓球上。我跟另一个高手熊维民结成了同盟，清晨上课前、中午和下午课外活动，我们都在一起打球。我们买了乒乓国手们写的入门书籍，反复钻研体会。打球总是按步就班，照着制订的训练计划练各个角度的对攻、对搓、对推…晚上，还自己拿着砖头挥舞几百下，锻炼臂力和动作。 水准提高了，口味也变了，我们抛弃了水泥桌，象苍蝇一样四处寻觅木制的球桌，知道了哪里有，就赶到哪里打。发现大修厂有个开放式车间有木制乒乓球桌，我们就像基督山伯爵发现了宝藏一样，天天下午放了学，就到那里去打球。后来，发现附近401基地的饭厅里有乒乓球桌，就又到那里去打球。刚刚快乐了不久，人家说我们打球要开灯，浪费电，就把我们赶走了。地区保育院那里有间乒乓球室，我们翻窗进去打。那里的保卫科长来了，要我们站成一排立正，听他训话。我想起了庄则栋混到体育馆打球的故事，就对一脸威严的训话人说：“说不定我们以后会成世界冠军呢。到时候，我们…”他横了我们一眼，吼道：“屁话！”还有一次，我们发现实验小学有间教室里有乒乓球桌，就又从门上的窗户里钻进去打。打了不久，徐应新老师像抓贼娃子一样把我们抓住了，让我们在外面草坪上齐齐立正了，对我们训话。徐老师其实知道我是教工子弟，他还多次到我家做过客。不过，这时候，他是六亲不认，虎着脸，把我们训了个狗血淋头。 进入少体校，如同当年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被国军收编了，乒乓人生顿时翻开一页崭新的篇章。 少体校在东门外体育场司令台一侧的平房里，拥有两张桌子，都是标准的比赛用桌。教练若干，都是地方上乒乓球界一等一的高手，其中两个是地方上大型企业来的。一个打横拍，把削球打得出神入化，叫叶恒秋，是上海人，随了虹山轴承厂来到了这个边远的山城。他个子修长，喜欢笑，笑起来，前面门牙就暴出来，很是惹眼。另外一个叫于定伦，打直拍，来自帆布厂。 叶教练挨个问了鞋码，不久，一双白球鞋就发到了我们手中。那时，穿白球鞋很拉风，地方上的百货商店里都缺货，得到繁华的大都市才买得到。我中学同班有一个女生，外号叫小白鞋，就是因为她经常会穿一双白球鞋，仿佛一只燕子在校园里轻盈飘舞。街头的混混们，也以穿白球鞋为傲。他们穿了白球鞋，招摇过市，打架斗殴。白球鞋俨然成了江湖上的顶级装备。我们穿上了白球鞋，打起球来，移动无比轻快，犹如腾云驾雾一般。 少体校的训练时间是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球桌只有两台，球员太多，就四个人一张桌子，打对角线，或对攻，或对搓。两个教练不时会指指点点。 除了打球，还有身体素质训练。这一项由体委工作人员负责。体委的工作人员以前大都是运动员，打球的，搞田径的，不过没有一个是打乒乓球的，所以，他们才聘用了地方上的乒乓球高手来当教练。他们在打球上不能显能，在素质训练上却是游刃有余。负责的指导姓陈，早年应该是田径场上一员骁将，不过退役多年，已经发福。她把我们带到体育场里，然后，就让我们跑。我跑得其实够快的，但她很挑剔，半是鄙视半是嘲笑地说我跑起来八字。我试着矫正，但一直没有得到她的首肯。多年以后读川大，我进了川大田径队，在校系田径运动会上夺金收银，斩获无数，却总是不能忘怀当年徐指导对我的批评。 除了练球，教练还会把我们拉出去，四处比赛。一次，到帆布厂去打比赛，也没有车子接送，大家来回走了五公里。打完比赛，回到家里，都已经夜阑人静。那次比赛，细节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只记得对方一个女生长得美丽可人，名字叫沈维娜，乃是革命时代不多见的。打起球来，她的动作也妙曼动人，跟最近东京奥运会上拉风的那个日本女运动员伊藤美诚一样，她发球之前也有过场，但是没有那么花哨，虽然也有点舞蹈的意思，但婉约得多。之后，我们在一起，老是会议论沈维娜，直把她当维纳斯了。她后来没有在打球上勇猛精进，进了花灯剧团，跳舞去了。 花灯剧团就跟我住的实验小学校园相邻，我跟小伙伴们经常到花灯剧团二楼最右边的大排练室看排练，排练在现实和剧情之间来回切换，比看舞台上的表演精彩多了。剧团那些演员甚至职员，我们如数家珍，不仅遥望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还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剧团里的男女头牌黑建国和曲翠珠常常在我们的视野里出没。看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走路的姿态，很有喜感。黑建国是城北徐公，曲翠珠是小城西施，在小小的山城里算是大众瞩目的名人。也许在路上回头率太高，曲翠珠走路的时候，追求淑女状，既要昂首挺胸，眼睛却又不平视前方，而是向下看。黑建国倒是坦然得多，高视阔步，甩着手，步履富有弹性，精神抖擞，向前而行。而沈维娜，自从听说她去花灯剧团当了演员，就成了一个古老的传说，居然再没有看到过她。 一天，省体工大队来招运动员，把球桌直接安顿到了司令台上，让我们捉对厮杀。我们太激动了，都恨不得被选上，好去当了专业运动员，实现我们的春秋大梦。结果，我也许因为太激动，发挥失常，以15比21输掉了那盘比赛，为此懊恼了好久。要是三战二胜，我说不定就稳定了下来，翻盘了也未可知。 在少体校期间，地区乒乓球运动会举办，十一个县市的代表队参赛。我们这帮少体校的选手要竞争，进入市代表队。结果我跟同龄组的伙伴们竞争了一把，又灰头土脸落选了。当不成选手，我就去做了裁判。运动会在实验小学的大礼堂举行，司令台上方挂上了红色的安顺地区第X届乒乓球运动会的横幅，各县市男女运动队在十来张乒乓球桌子上捉对厮杀，气氛煞是紧张热烈。在赛场上，当不成运动员，当上了裁判，感觉其实也不差，就犹如在法庭里当了法官，威严得不能自己。我家就在校园里，爬过中央小山丘，就可到赛场，但是，我却偏偏自己带上铺盖卷，跟其它工作人员一样，住进了临时租用的实验小学大教室里，如同现在风行的露营一样新鲜快活。伙食是运动员待遇，特别优渥。八人一组，以一个铝制大盆为核心，大盆里面装满了大杂烩，有猪肉、有豆腐，还有蔬菜，汤上还汪了一层厚厚的油花，诱人得不得了。那个年月，肉无论如何烹制，都是美味佳肴。我们蹲在地上，狼吞虎咽，痛快淋漓。 似乎就是一年的光景，少体校就解散了。而曾经的学员们大都成了三教九流，背弃初心，没有成为运动员。只有一个例外。一个叫肖军的，是军分区子弟，到了昆明军区体工大队打球；后来，进入总参，官至大校。不过，当初对乒乓球的热爱还是赋予了少年时期的我某种认知符号，多年以后，在不同的地方跟从前不相识的校友见面，人家居然还记得我当年总是后腰上插一块乒乓球拍的形象，犹如鲁迅先生在多年以后，仍然记得少年闰土戴着银项圈。 我的球技也荒疏了多年，到了美国，这才捡了起来，直到现在仍然没有金盆洗手。最骄人的战绩莫过于在郡职工运动会上蝉联乒乓球男单冠军十数年。只是，想起对手们球技拙劣幼稚得无以复加，难免有武装到牙齿的军人打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感觉。好在因为新冠疫情，职工运动会停办了两年，我也因此免去了负疚。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