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克·歐文·蓋裡（Frank Owen Gehry）出生於埃弗拉伊姆-歐文-戈德堡（Ephraim Owen Goldberg），是當代建築界最傑出的人物之一，在談到”建築大師”或那些超越其使命、本身已成為藝術品的建築作品時，經常會提到他。
從安大略湖畔到他在西海岸的早期作品，再到1989年獲得普利茲克獎，蓋裡的風格一直伴隨並代表著戰後至今的一些結構性社會和技術變革。
– 年輕時的蓋裡 –
1979年8月，蓋裡的大西洋中部TOYOTA（豐田）公司總部落成，這是一座基於”封閉空間中的開放式辦公室”概念的建築。
兩個月後，蓋裡的聖莫尼卡住宅也出現了對傳統類型學方案的拆解，這也是蓋裡大部分作品的特點。這是一座似乎仍在建設中的建築，是一個依附於原有結構的元素組合體，創造出一種與郊區別墅的陳舊觀念相沖突的形象。
媒體評價：「蓋裡的房子讓人毫不懷疑其居住者的身份，他的夢想和執著在建築中得到了體現，之所以令人震驚，是因為它揭示了藝術家的許多東西，需要我們給予極大的關注。」
蓋裡的隆重登場是在1980年，有媒體將他介紹為理解加利福尼亞建築的基石。我們可以在亞歷山德羅·門迪尼隨後寫下的文字中讀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小帕拉迪奧，創造出一個小的、古典的、封閉的圓環，我們將其構想為孤立於垃圾海洋中的高貴形式，而建築師的工作則恰恰相反。從某種意義上說，蓋裡先驗性地構思和製造建築的浮華和瑣碎。蓋裡的每一棟房子，我都覺得很美，卻越看越像一個垃圾桶，裡面塞滿了建築和城市的碎片”。
20世紀80年代，蓋裡首次舉辦個人展覽，並參加了1980年和1985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使他躋身於努力從後現代庸俗中解放出來的偉大的當代性詮釋者之列。
1990年，蓋裡的第一座歐洲建築Vitra設計博物館落成，這一項目標誌著蓋裡的作品開始迅速過渡到一個新階段，即從物件組合到”自由式”。從這時起，他的建築在整體視覺衝擊力、驚奇的姿態、捕捉運動感和動能以及建築內容和容器之間的二元對立中找到了合理性。
– Vitra設計博物館 –
藝術與建築之間的關係成為一個日益重要的主題，這不僅關係到項目的成果，還特別關係到項目的追根溯源和創作方法。蓋裡認為，建築可以將造型敏感性、雕塑姿態、材料-形式定義和空間體驗融為一體，所有這些都以極大的自由為標誌，有時甚至獨立於功能之外。
蓋裡曾說：「我一直認為工作模型代表一種懶惰，我太懶了，無法在內心深處真正將事物視覺化，所以我會用模型作柺杖。現在我使用模型的方式不同了，我用它來設計，我的工作方式更像一個雕塑家，塑造、推動、改變，畫草圖，然後再回到平面圖中。」
人們常說，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前有蓋裡，後有蓋裡，畢爾巴鄂市本身也是如此。畢爾巴鄂委託蓋裡的才智，通過媒體重新啟動了畢爾巴鄂的後工業化改造，使其成為20世紀歐洲大旅遊的必到之地。義大利建築師塞巴斯蒂亞諾·布蘭多里尼（Sebastiano Brandolini）在古根海姆博物館的圖片後寫道：古根海姆博物館就像一艘幽靈船，一座冰雪城堡，它的具體重量無法估量，但卻不可避免地吸引著人們的感官。
– 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 –
因此，人們稱後來類似風格的公共建築是畢爾巴鄂的後裔，是媒體成功的產物，也是一種明確無誤的風格的產物，但這並不能使蓋裡免受某些批評。蘇珊·韋恩斯（Suzan Wines）在大蘋果古根海姆要求擴建項目時談到了”紐約的畢爾巴鄂”，而建築評論家羅文·摩爾（Rowan Moore）則寫道：在西雅圖的”體驗音樂項目”中，蓋裡失去了高雅藝術、大眾舞臺、公民自豪感和嚴肅建築之間的創造性張力。
「蓋裡的曲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更大膽。他的作品一如既往地鬆散、不拘一格、非古典主義。」
——羅文·摩爾
在某種程度上，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美術館還有一個兄弟款：沃爾特·迪斯尼音樂廳，這是蓋裡在洛杉磯實現的第一個大型建築，項目始於1987年，當時莉蓮·迪斯尼給出了5000萬美元，16年後完工，總造價達到驚人的2.76億美元。這一”傳奇”的里程碑不僅為加利福尼亞這座城市帶來了新的面貌，還確立了蓋裡作品的最大特色之一。
– 沃爾特·迪斯尼音樂廳 –
除了全球客戶夢寐以求的新城市地標之外，蓋裡建築的另一個特徵也在這幾年成為了品牌特色。這與設計方法有關，在原始草圖與通過模型進行的可塑性探索之間那種難以解讀的緊張關係中顯而易見。
與此同時，在不放棄空間質量的前提下，對建築形式的爆炸式破壞、姿態的隨意性和直接性進行了激烈的實驗。在賴特的古根海姆美術館舉辦的回顧展和2001年5月的展覽中都可以看到這一點。
蓋裡在仍處於重建階段的柏林設計的DG銀行建築群是一項極具意義的文化活動。在勃蘭登堡門的陰影下，規劃師強加的城市限制與建築的原因交織在一起，在某些情況下甚至發生了衝突，蓋裡的設計呈現了一個獨特的例子：一棟建築將一個意想不到的內部大廳隱藏在規則的城市外牆之中，著名的會議室就在大廳的中央，形狀就像一個巨大的馬頭。
「嚴格的柏林建築法規造就了弗蘭克·蓋裡的最新建築，這是一座外表低調、內部卻極具震撼力的銀行。」
蓋裡在2004年與指揮家皮埃爾·佈列茲（Pierre Boulez）和記者保羅·霍爾登格拉伯（Paul Holdengräber）就連接建築、音樂和技術的主題進行了對話。在這次對話中，蓋裡提到了一些與設計文化相關的內容，如柏林愛樂樂團（Berliner Philharmonie）、漢斯沙龍（Hans Scharoun）引導觀眾從當時被柏林牆破壞的外部空間進入音樂廳內部的自然方式令蓋裡印象深刻。
十年後，巴黎迎來了蓋裡的又一新項目：路易威登基金會。
– 路易威登基金會 –
從帕克斯頓的”水晶宮”到附近的”適應花園”的臨時建築，這座建築重新詮釋了公園玻璃亭子的美學特例，不僅在空間設計上，而且在玻璃和鋼筋混凝土板的生產上都大力採用了數字技術。在畢爾巴鄂和洛杉磯已經出現過的鈦和鋼製大型風帆，在這裡被重新設計為一種提供遮蔽的裝置，同時與布洛涅森林的植被保持著緊密的聯繫。
不可置疑的是蓋裡與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一起開創了當代城市發展中的奇觀現象，近些年蓋裡的新作漸漸少了，但是討論度依然不低，無論項目，還是從其對設計文化的具體貢獻來看，蓋裡始終處在建築界的輿論中心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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