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亲密关系、性生活，为何会被形塑成如今的模样？人们在谈论爱、观看爱，却又对爱充满怀疑。
性的符号无处不在，但也有数据指出：年轻人的性生活减少了。
中国的家庭主流没变：对比起东亚、欧美多个国家，爱情（或以爱情之名）—婚姻—生育仍然是中式生活的主流形式，但数据却显示出一些苗头，结婚率下降、生育率难涨、离婚率攀升。
也有学者指出，这未必与短期的经济数据线性相关，亲密关系的意识形态已经变了。
爱与亲密关系对个体来说那么重要，如此多人讨论它、与之相关的心理消费如此多元。但庞杂的讨论之后，爱情生活到底在经历什么变革？
为什么情感社会学家说，爱情已死？性文化的“去羞耻”似乎才刚刚完成，怎么有人说，无欲无爱的风潮即将来临了呢？
我们试图以14个词语，来总结过去30年里，发生的爱与性的流变。它们来自哲学、社会学、性科学，也许能够带你进入亲密关系的图谱——以此了解，原来“我”对情爱的期待、困惑、害怕，“你”也有。
浪漫爱
浪漫爱是由人发明的，它的诞生于整个文明史来说发生得很晚，不过三四百年。但它又是非常重要的阐释一种生命意义的概念。爱与被爱的体验，关于自我与他者。浪漫爱里需要个体“被看见”。
因为“你”看见了“我”，看见了“我”之独特性、差异性，于是“我”有了观照自己的镜子，于是“我”有了看见他者的动能，重申了人存在的价值。能量之巨大，使人有了超越性的力量，有了再创造的能力，它是一种最类似信仰、亲近私人生活的心灵能量。
阿兰·巴迪欧说，爱是最小单元的共产主义。安东尼·吉登斯说，纯粹关系产生自我认同和人格独立。《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里写到中国的浪漫爱真正流行，大约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之初。
▲《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作者：李海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7
孔莲莲所著的《破裂与弥合》一书中，以1980、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作品，分析了爱情观念之跃变。她提出，古典爱情是坚贞的、矢志一人的，女子站在悬崖上遥盼良人的归来，直到变成石头；现代爱情追求现世的幸福感和享乐精神，不指向唯一的那个人，不必为哪个人守忠贞。但这种思潮也在波动，”1980年代是一个对现代性充满乐观态度和信念的年代，舒婷的诗歌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爱情观。但是，1990年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文学中的表现就是有一股回归传统的潮流。”
▲《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中的婚恋关系》作者：孔莲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2
当今的纯粹之爱，在中国互联网的化身也许可比作“纯爱战士”之爱，拼配一点点“恋爱脑”里积极意义的部分。浪漫爱并没有消失，但它切换了诸多分身。
然而，“浪漫爱”背后不被言明的“不公平”，在近些年间开始被看见、聚焦、广泛讨论。如《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与通俗文学》一书中，它指出的是浪漫小说里不合理的设定：比如忠贞的女性与浪子回头的男性，爱情对着性别两方有着双重的标准；又比如小说里的“厌女态度”，并不是因为女性读者认同这种设定，而是女性读者试图用浪漫小说的形式来温和地对抗现实中潜在的暴力。
▲《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与通俗文学》作者：[美国]珍妮斯•A. 拉德威，译林出版社，2020-7
亲密关系
爱情是超越性的，是一种你消耗得越多，却越沉浸、满足的心理体验。然而人要从遵循本我的生物，转变成不断地投奔超我的亲密关系主体，需要巨大的能量。心理学说爱是可以习得的，爱是一种能力，人在心灵层面，可以不断自我学习、自我提升。
于是一部分人沉浸学习亲密关系中的心理学。畅销书《亲密关系》已经编写、更新了六版，但它依然未来得及更新、囊括当下的亲密关系变化——越来越多家庭、关系正在自我实践，良好的亲密关系并非只有相伴至天涯海角一种。
人类学家艾莉森·阿列克西曾对日本的婚姻状态、“熟年离婚”、离婚之后留存的亲密关系形态进行长期调查，著成《亲密的分离：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一书，记录了一个东亚国家的“浪漫”转型。
▲《亲密关系》作者： [美]罗兰·米勒，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6
▲《亲密的分离》作者：艾莉森·阿列克西，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1
爱之集体性困扰
人们总是在爱里烦恼。然而爱的现实，却又并不是由个体说了算的事。情感社会学家说对爱的焦虑，并不是个人的、私密的体验，而是一种集体性的困扰。一部分社会学家、哲学家先给爱情下了死亡的判令：爱情即将终结，爱欲即将消亡。
每个人都在谈论“爱”，其中一种谈论的形式是谈论“不爱”。不爱作为一种“消极自由”，让人们能自由地消极选择、从关系中迅速抽身，甚至不形成关系。流动性、不确定性是现代私人生活巨大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也在情爱之中频频显身。
▲《爱的终结》作者:[法]伊娃·易洛思，浦睿文化|岳麓书社，2023-10
爱的自由
亲密关系的美好一部分来源于自由。自由选择了喜欢的人，看见了具体的人，亲密关系是一种生活的组织形式，爱与生活的形式由你自主决定，爱对自由有启蒙意义。早期的爱情神话，起源于对父权制的反抗。通俗的爱情神话，也常常发生在社会变革时期（西方的启蒙运动、东方的五四运动），与自由站在一起。
而更有现代性的自由也许在于多元的爱情，“无法被定义的爱”虽然一方面让人痛苦，却也放大了自由的形制。自由之爱是个人神话的一部分，人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能自我决定、自我负责、自我选择。
不爱的消极自由
亲密关系的残忍也来自自由。爱是一来一回的交互行为。不确定性延展出了美好的部分称为暧昧，但它也可具体化为恋人话语里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放大了亲密关系能够拥有的风险。
在东方的私人生活里，代表确定性的“媒婆”在消失，而解释、剖析不确定性的“情感博主”在生长。对爱情之中不确定性的焦虑，需要由某种代表客观、理性的第三方不断阐释、解疑。
情爱泡在悬浮的水池，“最大的确定就是不确定性”。它关于一个人可以喜欢上另一个人的自由，它指向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自我决定结束一段关系，它关于一个人自由选择ta所偏好的爱情形式，它也关于人可以自由地在爱里释放欲望，哪怕不符合规范、会伤害价值观不一致的另一方。
爱情的新自由主义
当一种新自由主义进入爱情的权力结构，它势必会发生自由与权力的博弈，权力更大的一方能争夺更多的自由。如果足够有能量与力气，也许可以学习智者，练习在爱里的无私，在亲密关系、家庭里不讲权力，这是对个人的权力意识、道德品格的至高考验，风险是也许会演化成一方对另一方的剥削。
如果无法达到费力的动态平衡，网友们更想参照的是情感博主们所说的理性法门，寻找 “势均力敌”的对象，以此来确认一种双边平等的情感、生活合作。
西方与东方情爱：激情与恩义
潘绥铭认为，东方与西方之爱的理解分野很大：
“情爱的主体感受，西方的浪漫情爱重视的是激情澎湃，包括痛苦，包括失恋，也就是说，失恋也是一种美，痛苦也是一种美。可是中国不行，叫做和和美美，圆圆满满，夫妻之间一辈子没红过脸，这才是典范和理想，这就遗传给我们无数玻璃心和巨婴。尤其是最近几十年，白头偕老的思想恶性发酵，有些新婚夫妻还对着孔子像宣誓。这其实是一种相反相成：离婚率和婚外恋越是不断攀升，相信和追求白头偕老的人也就越是增多。可是，这其实就是把一个未必能够实现的美好愿望变成了一个结婚的先决条件，你说刺激不刺激？”（摘自《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
当东方情爱也进入“现代化变革”，潘绥铭所说的东、西方分野有消融的迹象。
▲《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作者:潘绥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9
性更迭
潘绥铭1993年在《社会学研究》上提出中国已经发生了一场“性革命”，他把性革命总结为“生殖革命、性表现的革命、性关系的革命、性行为的革命与社会性别的革命”。中国的性革命指代的是性领域的急剧变化“已经远远超出进步与改良的程度”，这得归因于“私人空间的独立与扩大”，他认为流动的陌生人社会的形成，减少了集体生活中的社会凝视，而传统的性道德是要靠前者来维护的。
▲《性之变：中国人的性生活》作者：潘绥铭 /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
潘绥铭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推行时，意外进一步形塑了新时期性观念——性的唯生殖论逐渐瓦解了。于是我们目睹了之后发生的关于性的现实：承认了性的愉悦，避孕和流产都合法化了，这时期城市女性生育周期只有一次，客观上对比起前几代的生育女性，得以更多地参与性生活，以及生产、劳动。
某种程度上，他与《亲密关系的变革》的作者吉登斯的观点有吻合之处，吉登斯认为亲密关系的变革由头，是现代避孕技术的发明。在此之前，女人的性总是与怀孕联系起来，性行为本身并没有夹杂着快感，而是混合着恐惧和生育死亡的威胁。而学者汪民安提到吉登斯这一观点时，认为对“性革命”更加重要的是观念的更新（20世纪的妇女平权运动），比如说，将性从耻辱和罪恶中解放出来。
性符号
性是既有的，如生物的内驱使命。性生于爱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以婚姻为单元，以凝视、管理维护稳定。
性文化有它内在的生长机制。以70余年时间变化来说，中国的性现实无疑是迅速开放、自由、丰富的。性的消费符号与经济一起增长，早已无处不在：愈加极致的身体想象和与之相关的颜值、身材管理消费，随处可见的弹窗小广告，蓬勃生长的各类约会消费场所。消费是性文化解放的马达。
性符号、性消费在国内市场经过审慎的监管，但情欲消费的狂飙突进依然在市场自由里找到合法性的空间，比如所谓的“爱情训练课”——一些“情感教练”的上课内容，已经从十年前的“祛羞耻感”，变成手把手教男性如何通过心理技巧，掌握性资源、性地位。另有“爱情教主”，教男女如何将爱与性转化为资源、渠道与财富。性欲与物欲勾连在一起，也成了消费爱情主义的现代图景一角。
“性萧条”
性文化有内在规律之手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性解放运动的美国，发现内部某种性状况的新趋势，2018年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专题《性萧条》（The Sex Recession），观念开放、网络发达，但性生活的频率数据却在下降。为何千禧一代性生活更少？《数字化孤独》里列出美国一项社会调查数据，对比2000～2002年与2016～2018年的调查访问，“过去一年没有性生活”的比率呈上升趋势。
▲《数字化孤独》作者： [美]米歇尔·德鲁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10
▲《自我决定的孤独》作者：伊丽莎白·冯·塔登，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3-10
在东亚，性文化产业管理宽松的日本也为“性贫困”的一员，东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在8000名20至49岁日本男女之中，过去一年中没有性伴侣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女性为45.3%，日本男性为44.5%。
潘绥铭曾在《风痕》之中回忆，他曾参与组织过四次全国性调查，分别是在2000年、2006年、2010年、2015年实地调研——做到全国成年总人口的等概率抽样采访，如此才可保障数据的科学性。然而，2020年时因为各种原因，很难保障调查达到最低限度的抽样调查性。
中国学者们怎么看国内的性现状？中国性学会在2018年的性学新闻事件的点评中，梳理过一个结论：我们没有性萧条，有些性迷茫，方向是性教育。
国内有没有“年轻人性行为更少”的现象？学界近年来有相关调研专注于此。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的学者在2022年联合发布的“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之中，团队历时3年，抽样调研，共收集到6828份有效答卷。数据表明95后在性生活活跃度方面，比80后甚至70后低。虽然他们对性行为的态度更加开放，但哪怕在有配偶的95后群体中，过去一年没有性生活的男、女比例达到14.6%和10.1%，其中高学历人群的性生活甚至更少。
冷亲密
《冷亲密》是情感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斯2002年的专著。在此之后，易洛斯根据情感资本主义的一些思考与想法，前后撰写了《爱，为什么痛》《冷亲密》《爱的终结》等多本书籍，德国《时代周刊》称她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2位思想家之一”。
▲《爱，为什么痛》作者：[法] 伊娃·易洛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
▲《冷亲密》作者：[法]伊娃·易洛思，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4
冷亲密与其说是一种斩钉截铁的论断，不如说是某种担忧。现代人渴望爱与亲密，又在现代性的矛盾撕裂中徘徊思量：“做一个情感人，还是一个理性人呢？”易洛斯在书中分析，“疗愈式沟通”被当作婚姻家庭内部用来增进亲密关系的重要策略，同其时，资本主义工厂也将情感、心理疗愈，变成提升经济生产效率的工具。
哲学家韩炳哲也写到绩效、倦怠社会，对人的情感模式的根源折磨：“徒劳的生命之焦虑，唯一的目标是‘确保在无序中苟活下来’，而这种焦虑夺走了生命力”，而爱情“应该超越盲目的生产和增效，超越赤裸裸的积累的方式”。
▲《爱欲之死》作者：[德] 韩炳哲 ，中信出版社，2019-3
▲《倦怠社会》作者：[德] 韩炳哲 ，中信大出版社，2019-6
福尔克马·西古希在《性欲与性行为》中写：“超现代的西方人将欲望首先投射在商品上，在性之外的其他领域寻求刺激，在工作中表现出了以往只会出现在私生活中的情绪。”
压缩的现代性
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用“压缩性现代化”来解释东亚地区复杂性、多元化、急速性的现代化进程，你也可以用这个理论，来分辨为何我们如今在日常生活、媒体舆论里，经常有复杂、混沌的现代性。
▲《欲望与尊严：转型期中国的阶层、性别与亲密关系》作者：肖索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0
坐在同一个饭桌上的人，信奉的可能是不同年代的主流情爱判断——100年前的、50年前的、10年前的和已经超越了当下的。于是在与情、爱、欲望相关的讨论里，一个人还在讨论“是否应该婚前性行为”“该不该洁身自好”，一个人在讨论“性的羞耻”“性的愉悦”“离婚自由”，一个人在讨论“未婚生育”“未来的性形态”“AI恋人”“自婚制”。多元复杂的价值判断，同时挤压在同一时空里。
压缩的现代性决定了性文化是混沌的。性启蒙、性祛魅、性倦怠、性贫困同时在不同的个体、群体里发生。谨慎与亲戚谈论情感关系。
公平的爱与性
为什么更现代的爱与性，是更公平的爱与性？或许可以用易洛斯在《冷亲密》里的语言阐释。
“性满足取决于两性是否拥有公平和平等的关系。”
“疗愈性亲密行为利用了权利的语言，它将性满足视为对伴侣彼此间权利的肯定。”
“亲密关系的文化模式包含了两大文化信仰（心理学和自由女权主义）的关键动机和象征，它们帮助塑造了20世纪的女性的自我：平等、公平、不偏不倚的程序、情感交流、性、克服和表达隐藏的情感，以及用语言来进行自我表达的重要性。”
“如果说疗愈性语言在公司中已经开启了重新调整男性气质的进程，即认为男性气质中也有关于自我的女性化概念，那么，在家庭内部，它则鼓励女性去获得（男性式的）自主和自我掌控的主体地位。”
爱与性的公共性
爱与性为什么重要？
对个人来说，它是个体认识、定义自我的日常哲学，它也是在原子化的时代，人的一种精神需求。对组织、社会来说，爱与性，是单元的纽带。而由性所致的生育，事关各个国家关心的人口命题。
对生育率，不同国家做的对策不仅有财政上的，也有行政上的。更早面临低生育率的北欧国家的经验可供参考——完善公共托儿照顾系统、灵活的假期制度以及补助，以协调工作家庭关系、解决女性负担问题。后续的“照护问题”被前置。
确认多元亲密关系的合法性，非婚生儿拥有同样受教育、享用公共资源的权利——非婚生儿在日常社交里，是否会受到歧视——大至机构、组织，小到负责招生的幼儿园老师，一层一层地进行观念解绑，面对现代化的现实，他们提供了应对生育多层次焦虑的解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F小姐MissF（ID：newMissF），作者：Felic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