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时钟”是用来描述生命中主要里程碑的心理时钟,指的是社会文化期望人在一生中的特定时间,按照特定顺序依次完成人生的重大事件。

在社会时钟的指引下,人的一生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从出生到高考,再到就业、结婚和生育……每个人按部就班地疾驰在轨道上,匆忙跑过每一个里程碑,摁下计时表。等到岁月将至,再将不同节点相连,拼接成完整的人生轨迹。

但从踏上马拉松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注定在赛道驰骋,不能回头吗?前行的路途里,能否逃离人群、栖身丛林,获得片刻的喘息;或是经过大海时奔向浪潮,拥抱暂别的自由——我们能“不在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吗?

诗人伊蕾曾以“一个万劫不复的数字”来形容女性被长久凝视的年龄问题。生育、产假等社会政策将其个人生平放进制度化的时间框架之内,所谓的“适婚、最佳生育年龄”规定了她们扮演妻子和母亲角色的“恰当时间”;关于时间的人生规劝,更让女性对逆行感到恐惧和孤独……由于种种因素,选择逃离既定轨道的女性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带着疑问,我们和三位“逆行”的女性聊了聊。她们有人40岁时裸辞外企高管,打算在退休后再次逆行,完成少时的留学梦;有人念念不忘摄影六年,从企业裸辞闯荡四方,终于在28岁成为一名独立摄影师;也有人辞职跨考研究生,毕业后找到工作又再次裸辞,过上四处游走的生活……

正如一位采访对象所说:“行走是为了回归”。所谓回归,是在行走中自我知觉,回归自己的生命之路。身处旷野,一双腿能踏出一条小路。这条路可能荆棘密布,也可能铺满碎石,当我们选择未知,必然承担其代价。在逆行者们的讲述里,犹豫和恐惧并不罕见。但故事最后,你会发现——在不确定中,生命的可能性正在悄然萌发,这便是逆社会时钟的意义。

以下是她们跳出轨道,寻找自我的故事。

一、Emily: 40岁升职加薪后裸辞,50岁退休后出国留学

50岁那年,医生宣判我进入了更年期。

听到医生的话,我一下子呆住了,脑海中“噌”地冒出“老化”两个字。“老化”,这意味着我已经到达人生的巅峰,往后都是下坡路,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有限。

自毕业起,我在金融行业已经忙碌了25年。面对衰老,我不得不开始思考:我还要继续在职场上奔跑吗?自然而然地,我产生了50岁前打拼工作,50岁后回归生活的念头,下定决心提前退休,完成一个埋藏心底已久的梦想——去德国留学。

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与之后的路息息相关,如果不是十几年前离职自愈的一年,我想,如今的我不会这么果决。

2011年,那时我刚被提拔到梦寐以求的职位,但随着肩上的担子变沉,我的情绪也越来越糟糕。心情的灰暗反映到躯体层面,身体也出现问题,有时周一早晨根本没法出门,只能请假在家。当时的主管很贴心,为我调整了工作量,试图缓解我的压力。但症状持续了好几个月,我始终无法摆脱这种状态。

我试过向公司的咨询师求助,只是各种心理疗愈方法都无济于事,直到有一天,心理医生告诉我,我确诊了抑郁症。我像是在漫长的马拉松赛跑中,终于得到了一个停下来的理由。

身体无法支持我继续工作。在同事们错愕的目光中,我这个职场优等生逃一般地离开了工作。但事发突然,以至于我压根没想过之后的生活应当如何安排,甚至没想好是否会回到职场、回到金融业。一切都毫无定数,我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中。

刚辞职的三个月,我十分痛苦。病痛让我不得不三头两天跑医院。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工作,突然获得了大片空白生活的我有些不知所措,焦虑从空虚感中萌芽,我不能接受自己休息。

有一天送小孩上学后,我搭着公车回家。工作日的上午,公车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老人,另一种是三岁左右的小孩。我是例外。我被眼前的情景刺痛,心想,凭什么只有我坐在这里?那时候的我被工作束缚了太久,无法接受自己的停滞。当时看到阿姨在路边收破烂,我都会反复质问自己,“为什么她都有工作,而我没有”。

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看着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曾经由财富积累带来的安全感一点一点从我身上抽离。一年后重回职场,看到洗手间有卫生纸,我甚至会发出“哇,我居然有一卷免费的卫生纸可以用”的感叹。

在被焦虑和痛苦纠缠的期间,我做了两件事——一个是看医生,另一个是找自己。我开始读书,读心理学,也读抑郁症相关的书籍,一面认识自己,一面了解自己的病症,时不时参加心理疗愈工作坊的活动。我迫切地想要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有一本名叫《让天赋自由》的书让我印象深刻,虽然我已经记不清书的内容了,但它让我思考,除了金融业之外我还能做什么。我才发现,其实人生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或许明天我就跑去做小说家。

40岁那年,Emily在咖啡厅读书

我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先前在工作的高压下,我从未真正地认识过我的信仰。直到有一天,我照例在咖啡厅读书,那天读的是《荒漠甘泉》,这是美国考门夫人的读经心得,信心与爱是贯穿全书的主题。其中一篇讲了一个骑兵正在被追杀,却停下来更换蹄铁的故事。在快被追上的千钧一发之际,他跃上马背成功地逃脱了。我当即觉得这个故事和我的中断过于相似,似乎昭示着我的未来——停下来拂去身上的尘埃,好继续走前方的路。我恍然大悟,终于从自怨自艾的不配得感中逃脱,接纳了需要休息的自己。

一年后,另一家公司以更优厚的待遇主动聘请了我,我再次回归职场,这一切与故事如出一辙。

停滞的一年,我以为自己是失败者。但如今回溯,我更愿意把那一年看作信仰的恩赐。可能是命运特意将我的工作挪开,让我好好认识自己,再将我的生活悉数归位。如果我始终在为工作奔波,说不定某天我就彻底垮掉,再也站不起来了。

回归后,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的我总是把情绪藏在心里或是文字里,不和家人倾诉,但和自己相处一年之后,我开始展露出真实的自我,收获意想不到的理解与宽容。

正是中断的一年让我认清自己,我不再将工作视为生活的全部,在50岁时果决地决定提前退休,去德国留学。这个念头源于我在德国留学的女儿。一天,她向我提议:“妈妈,你退休后也可以来德国读书”。我下意识否定,“我的年龄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能读书呢?”女儿却反驳道:“我们大教室里七十岁爷爷上课还举手发问呢”。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在女儿的鼓励下开始学习德语。

虽然留学困难重重,我面临着语言障碍、文化冲击、学业压力等众多问题,尤其是我将辞掉工作——失去收入来源,在哪可以找回安全感?但倔强的性格让我选择直面困境,我正在一边朝着财务自由的路上前进,一边思索在异乡谋生的手段,未来一切未知,只有到达才有答案。

2022年,Emily在德国旅游

二、兔子:辞职后,我用6年成为了一名摄影师

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想学室内设计,父母说这个专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建议我选电气自动化。我喜欢手工,接电线也勉强算得上“动手”,于是接受了父母的建议。

他们说得没错,这个专业让我毕业后进入了一家企业做液晶显示屏。但工作内容和“动手”几乎没有关系,我本以为会成为一名一线女工,在现场操作设备、维修仪器。没想到领导看我是女生,“体贴地”让我进了办公室工作。

工作中,我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做着一些琐事:核对报销申请,整理员工的工资表,然后再去生产线溜达。到了工厂后,我不需要操作仪器,只用清点消防设备。看着这些消防栓,我似乎可以一眼望见自己三十年后的生活。

我不断做着机械的工作,日复一日地过着宿舍与公司间“两点一线,原地打转”的生活,也不知道这样索然无味的日子还要过多久。我才20多岁,怎么就开始养老了?

终于有一天,我的情绪在无休止的重复中爆发了。我冲出办公室,在四楼的休息间里痛哭了一场。我可以充满热情地去做很多事,即使不会我也愿意学习,但现在却被扔在这里无所事事。如果再待下去,自己只会更痛苦。

经过那场“暴风式”的哭泣后,我想起了摄影。

从高中开始,我就喜欢用手机记录生活。大学加入了学校的摄影社,只要不上课,我便跟着社团出去拍摄,利用空余时间掌握修图技能。后面我加入了淮南市的摄影群,和群里的摄影师一起拍摄。没过多久,我便可以独立约拍了,甚至有人找我预约写真。

上班后,唯一让我开心的是周末的摄影时光。我扛着大包小包的摄影器材,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来到拍摄地点。那时开始,我才知道合肥原来这么大,有这么多好看的地方。摄影让我的世界广阔起来。

工作之余,我偶尔做着拍写真的兼职,客人们通过微博找到我拍摄、修图,这能让我每月多挣2000元。要知道,2016年,我的正职工资只有2800元/月。

兔子在给顾客拍写真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我脑海里:辞职去做摄影师。

父母得知后非常崩溃。他们十分不解:“下一步都没准备好怎么就辞了呢?”可我管不了这些,这份工作我一天也不想干了。做自由摄影师,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将一切都投入到摄影中。即便父母不支持,储蓄不充裕,我还是毅然决然地辞职了。

辞职后,我和朋友在合肥租了一间房,兴致勃勃地开启了我的摄影师生涯。但我高估了自己的客源,接单的频率并不高,拍摄收入只够我支付房租,如父母说的那样——我过上了“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合肥的冬天很冷,没有雪,没有漂亮的外景,一切都是光秃秃的,我的情绪也开始变得低落。

为了熬过冬天,我回到老家淮南找了一家甜品店打工。一周休息一天,每天工作12小时,日子有些辛苦,但能和诱人的蛋糕、奶茶待在一起,我很幸福。小时候有当蛋糕师傅的梦想,现在也算圆梦了。我和这里的一切都相处得很融洽,但我内心从未放弃过摄影。

兔子在老家的冬天

离开甜品店后,我在安徽广播电视台做着剪辑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摄影作品被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摄影工作室相中,工作室老板向我抛来了橄榄枝,我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但2022年初,疫情的席卷和工作室的转型让我不得不离开这里。

我做回了独立摄影师。

我再一次迎来了父母的激烈反对。起初他们觉得我还年轻,即便是做一些“不切实际”工作,也有足够的时间挥霍,“说不定哪一天就想明白了”,但这份不稳定的工作失败后,我依旧没有“想明白”。

为了逃避争吵,我离开家和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组建了摄影工作室,合伙生意没有我想象中顺利,因为任务分配不均,工作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工作室没能成功运营,我和那位伙伴不欢而散。

创业失败,父母反对,让我的情绪变得极不稳定。内心的压抑无处诉说,也让我濒临崩溃,一天内会莫名其妙地哭好几次,无法集中注意力,也不敢再拿起相机。心理学专业的哥哥知道我的情况后,拜托他的导师帮我做了一次诊断:我大概率患上了抑郁症。他建议我去医院进行治疗。

看心理医生的费用太昂贵了,犹豫再三后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母亲态度很温和,希望我能尽早去医院治病。这是我任性辞职以来,第一次和母亲袒露心声。出人意料的是,在说完我不堪一击的情绪状态和对摄影的执着后,母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我。之后为了布置场地,我找母亲借了3万块钱,还报名了很多摄影课。摄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不想放弃,决定再为梦想努力一次,如果这次失败了,我就按部就班地回去上班。

2023年3月,我重新开启自己的独立摄影生涯;6月,我拥有了自己亲手搭建的拍摄场地,几乎每天都在社交平台上更新着摄影动态。高峰期,一个月能拍24场。这是我接触摄影的第七年,我共计拍下了7万5千张照片,每个月能有上万元的收入,一切都在好转。

兔子亲手搭建的拍摄场地

摄影对我来说是成长的印记,在记录别人的同时,我也在记录着自己。虽然不知道未来还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但对摄影的热爱足以帮我度过寒冬。

三、老倩:辞职去跨考,读研又裸辞,我的起伏人生

最近几年,我始终游离在社会时钟的轨道之外。2015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我做了四年高中语文老师,然后跨考心理学上岸。硕士毕业后,我短暂回归教育领域,但不久选择了裸辞,追求内心深处渴望的自由。如今半年过去,我将以高校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毕业后成为老师,我怀揣着朴素的教育理想,希望能培养出自由的学生。那时,我很欣赏一个孩子,但他总在我的课堂上写别的作业。可能在学生的眼里,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重积累提分慢,他们不会把这门学科当成重点。

我找他苦口婆心地长谈了几次,但他始终不听,这反倒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尴尬。我发现自己无法改变这个现状,很难实现教书育人的理想。

反复思索了很久以后,我决定离开学校,去读心理学硕士,寻求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入行第四年,我在带班之余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

读研之后,我兼任了两所高校的心理咨询师,许多受访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看到受访者慢慢从痛苦低落的状态中走出来,我很欣慰。通过他人的故事,我也更好地看见了自己。

但先前任课的遗憾始终横亘于心,我想再做一次教书育人的梦。不顾导师的劝阻,我毅然参加了 “西部计划”,去新疆支教。但当我乘着火车来到新疆时,却被告知预留的支教岗位已经满员,只有行政岗还有空余。

我既失望又愤怒,与当地工作人员争辩,结果却是我被要求服从安排,或者离开。那天下午,除我之外的同行者都跟着工作人员前去赴任,只有我因拒绝服从,独自留在会议室里。两个小时的纠结过后,我选择离开新疆。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在火车上,我想了很多事情,明白自己有许多现实的因素需要考虑,家庭期望、经济需求、生活稳定……我开始质疑自己当初选择支教的理想主义,忍不住哭了起来。回家后,我没有时间整理情绪,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

终于赶在新学期开始前,我成为了一名初中语文老师。当时的校长很欣赏我,我本以为这是自己实现理想的机会。然而,直到工作我才发现,参加比赛,写论文,成为名师,才是他对老师最核心的诉求。这是教师职业发展的普遍过程,但我不喜欢这种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于是,我再次逃离。

这一次,埋藏许久的骑行环游中国的自由愿望从我心中浮现。

从三月起,我开始准备我的骑行之旅:买帐篷、睡袋,尝试短途户外露营……七月辞职后,兴致勃勃地踏上了317国道的骑行线路。旅途刚开始,我在马路边上睡觉,在桥上享受风的拥抱。即使在骑行开始前,未知的恐惧已让我失眠了整整两周,但看见葱绿的树林和深蓝的水库交映,似乎一切忧愁都消失在自然中。

老倩在骑行路上

到了第三天,我按照计划前往都江堰。在穿过隧道下坡时,车速越来越快,我失去了平衡,连人带车摔倒在地,行李散落一地,左手肿胀,异常疼痛。

我强撑着扶起车,单手推着它往前走,心里很后悔:“或许我就不应该冒险骑行,也不应该选择这么难走的国道”。但当我穿过黑暗的隧道,咬牙抵达出口时,我突然知晓,那些失落已经一并被我抛在了身后。再多的“或许”,都只是假设。

除此之外,我还迫切地想要寻找,在我的认知之外,还有什么不同的生活可能。我将福建平潭作为行走的第一站。在这座小岛上,有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组成了共生圈。他们依靠店铺和民宿收入维持生活,大人们不发工资,小孩在家自学。在这里,共生圈更看重彼此的陪伴和互动,就像一个小型的桃花源。

我在平潭的民宿做义工,每天工作结束后,我就跑去共生圈里,和他们一起做饭、观影、聊天……平潭的海风很大,伙伴们很温暖,那段日子给予了我真正的自由。

老倩在平潭

离开共生圈后,我在湖北的一所乡村图书馆做了一个月的义工。村子里的山路曲折,人烟稀少,这座图书馆藏在一栋小吊脚楼式的建筑里。我原本以为在纸质书不再流行的当下,图书馆对当地人的帮助十分有限。但是,当我真正参与了其中的运作后,我才惊讶地发现,这座图书馆为留守儿童提供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让他们在书的世界里找到了陪伴,不再感到孤单。

老倩在图书馆策划的诗歌会

旅途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了成都的一间道观,跟师兄学武术,听自学“法术”的大爷聊他的玄幻故事,还亲历了道观师父用道法治疗抑郁症高中生的过程。

我很难用简短的语言去总结出这半年带给我的改变,毕竟当局者迷。或许改变早就悄然发生了,只是我尚未察觉。回顾以往,我曾经自嘲是一个无能的理想主义者,度过了落魄的三十年,但时至今日,我似乎完全接纳了自己,并永远对未来的生活保持想象。

毕竟,人生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度训练营(ID:shenduxunlianying)作者:童茵祺、李安淇,编辑:梁键强、邹钰瑜、图片: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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