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類學家和哲學家馬克·奧古埃（MarcAugé）昨天在他的家鄉普利特去世，他以其「無地點」的概念而聞名，他在第一項研究中開發了「意識形態邏輯」的概念，80年代擴大自己的觀察領域，並將人種學目光帶到了西方城市生活的核心。
他曾說：”不管你是否喜歡，人類在客觀上已經變得相互依存”。
可以說近幾十年來，馬克·奧古埃的大部分觀點都集中在這一說法上，特別是影響到最後一個詞的多種語義的細微差別：圍繞著空間、身份和關係之間的聯繫，換句話說，在一個物質、政治、文化、人類等方面確實正在全球化的世界上。
這位法國人類學家在調查自70年代以來社會的自我代表性時，創造了一個可能是最有效的概念，它概述了一個歷史時期、非地方、無處不在的流通空間、無處不在，可翻譯成機場、旅館、購物中心等等的詞。
在全球化的情況下，一切都屬於系統及其分支，全球都變成了”內部”，而地方變成”外部”，在其他情況下，空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即建築、設計、藝術的作用，奧格在他的社論中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閱讀這段話，是為了回顧一個思想，這個思想對我們當代文化的演變和對我們社會的理解仍然至關重要。
文化人類學早期採用了”文化特徵”的概念，這些文化特徵可能是一種物質發明，一種烹飪方式,一種捕魚或遊戲的技術,一種身體裝飾，也可能是一種非物質的發明，一種儀式，一種制度。這些特徵的循環往復和傳播是全世界人類群體內部變化的解釋之一，問題在於找出”傳播”和在這一過程中演變的各自部分。
在當代世界這個問題的措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自殖民以來，再也沒有機會觀察任何人類群體的自主進化。不管喜歡與否，人類在客觀上已經變得相互依存。市場的存在加速了各種商品的流通和交換，經濟繁榮和政治尊嚴要求具備屬於行星網路的條件，從這一角度來看，世界主要建築師今天對這些項目的需求讓全球許多城市變得巨大，或新興國家對控制核技術的需求也是同樣的邏輯。
同樣，隨著時間的流逝，要區分外部和內部、其他地方和世界中心變得越來越困難。保羅·維裡裡奧在分析美國的基礎上曾經描述全球化體系，從而從理論上說明了這方面的問題。他告訴我們，隨著全球化內部與外部的關係發生逆轉：內部是全球性的。這意味著系統更確切地說，是構成其具體基礎的經濟和電子網路；而外部則是地方性的，因為它逃避系統的邏輯。
從系統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暫時的外部性，無論當地人是否會發現自己不得不堅持市場和通訊網路的邏輯而採取全球性的立場，也不管其對外部性的要求是否不斷受到系統的壓力，甚至最終受到使用武力的影響。
如果是這樣的話，外部問題顯然比表面看起來更復雜：它是否意味著與其他人和世界多樣性的一種新關係，還是一種新的統一形式，換言之就是支配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無疑有必要再次提出世界中心和其他地方的問題。當今世界的主要劃分標準之一是貧富之間，這並不能歸結為發達世界與不發達世界之間的對比，因為在富國中存在不發達地區，而在某些較貧窮國家中則存在發達區域。這反過來也不妨礙我們的時代引人注目，因為南方國家的許多國民都在努力進入北方的希望之地。建築、設計、時裝或美食領域的創造者所依賴的不同貸款問題顯然是一個”奢侈品”問題，主要出現在世界較發達地區。
從歷史上看也是如此。
在16世紀之後的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人的第一次和法國人合作，好像回到了希臘-羅馬的古代，重新定位了基督教傳統，也與美洲、非洲、亞洲等更遙遠的大陸建立聯繫。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時期歐洲活力的源泉，從這個角度看，”世界中心”顯然是歐洲，而”其他地方”則是世界其他地區。
現在一切都變了，因為世界上仍然有一個中心，但它已經向下調整，在某種程度上脫離了領土。保羅·維列里奧談到的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家，貿易、通訊和資訊網路都是這些國家的共同體。此外，人們今天傾向於在許多領域談論城市，而不是他們所在的國家。所以區分情況是很重要的。
在某種意義上，一切都在循環。
在巴西，人們認為已經消失的族裔群體重新出現，因為巴西政府奉行將土地分配給社會構成的族裔群體的政策。半種姓、分散和孤立的個人在記憶和即興創作、共同規則和儀式的基礎上重新團聚。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通常會把市場上的商品作為他們儀式的組成部分。
在建築、藝術或設計中，遠距離形式或物體的崛起不會同時發生。它源於一個深思熟慮的選擇，在理論上和理想上為每個人提供巨大可能性的特權、自覺的框架內是有意義的。它與一種折衷主義有關，這種折衷主義的靈感來自人文主義的職業，反對文化壟斷和種族中心主義。
像今天的所有藝術家一樣，這種折衷主義的捍衛者所面臨的困難是全球體系的極端柔軟性，非常擅長於接管所有的獨立宣言和對原創性的探索。對多元化，多樣性重組，對不同文化的標準和開放的重新定義在制度中被接受、宣揚或是淡化，再由媒體、形象、政治和其他實例顯示出來。
從最廣義的意義上講，藝術的困難一直是要與它必須表達的社會狀態保持距離。藝術必須表達社會，它不僅僅是一種被動的表達，是局勢的一個方面。如果它是向我們展示我們每天看到的比如在超市或電視上以外的東西，它必須是有表現力和反射性。目前的條件使表達與思考之間的分離變得既必要，也更加困難，後者顯然主要涉及在一個不再有其他地方的世界中。
巴黎開放的奎布蘭利博物館，由於建築師的原因而具有吸引力，畢爾巴鄂也是如此。它利用最先進的技術和最新的設計手法，大洋洲房間的裝飾是委託給土著藝術家的，與它的內部建築有關；在那裡展出的某些物品在西方拍賣行的價格是天文數字，其他的在它們的起源地是日常使用的，而且只具有民族學價值。
問題是由於這種完美的風格和起源的混合，博物館本身基本上成為了我們時代的一個象徵性的對象。
奧古埃不僅僅是一個清醒的思想家，他對思想的熱愛，也體現在他創造的哲學框架中，他在接受採訪時曾說，他的夢想是「一個人進行真正的革命世界，經濟權力的野心將成為背景，而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促進人類知識進步的一切。」
他沒有看到這個夢想成真，但打開新世界大門的鑰匙會保存在他的書籍和他說過的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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