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书记派出工作组在农场中学的螺狮壳里做道场，自己则坐镇办公楼，指挥总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他知道这里“庙大神灵不少，水深王八挺多”，运动一旦走偏，容易引火上身，所以须臾不可懈怠。总场部虽不是“小五界”，但舞文弄墨者大有人在，仍然需要“找一找反党黑线及资产阶级代理人”。为此他把机关干部分成四个战斗组，每组派一名“中心小组”成员进去。四个组先各自为战，待“重点人”确定以后，再搞“大锅炖”，合力进行批判。
官办文革找的第一个“重点人”，是电影队的放映员胡光宇。揭批他的大字报由“中心小组”副组长、妇联主任查凤琴亲自操刀，内称：胡光宇在路边埋宣传牌时，竟敢喊叫“埋共产党”（其实是埋“共产党万岁”的牌子，他没有说清）。石书记称赞这是一张“聂元梓”式的大字报，虽然批判对象不过为普通群众。联系到胡光宇的家庭出身，“中心小组”迅即把他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由此取得了首个运动成果。
第二个重点人，则是吴朝奉。他曾在机关学习中讲读过孟子那段“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名言，这回也被拎出来，说他散布封建毒素。他写大字报回应，说这段话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的，结果招来更多批判。吴朝奉缺乏政治敏感，看不出刘少奇已经快倒台了，否则别人也不敢扯这个题目。他平时爱写古诗，有好几首被公之于众，供大家点评。其中一首诗写得比较隐晦，很多人看不懂，于是我现场进行串讲分析，说里面有怀才不遇的情绪，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
我这样做，既为了显示有学识，也表明自己在运动中立场坚定。机关文革开始以后，我一直比较紧张，担心“小五界整风”整到自己头上，毕竟我是总场文化人里面最出风头的一个。为了这个缘故，每有“重点人”被揪出来，我就感到自己多了一个替罪羊，内心着实感激；与此同时，又必须上去打两下，以免让人觉得“兔死狐悲”。其实我与吴朝奉的旧怨已了，他前一阵结婚，我还主动把宿舍腾出来给他作新房。自李秘书下放以后，我实际上一直享受单间待遇。吴朝奉搞不到房，我本打算看笑话，但是看了两天，并没有享受到预期的快乐，便提出来跟他换地方。他当时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总场机关的运动搞了十多天，各战斗组都揪出几名“重点人”，预计接下来该大锅饨了。我正自庆幸逃过一劫，不想下班后陈科长却把我留下来：“小烟，石书记昨天开党委会，说机关文革没有中学文革搞得火热，‘重点人’到现在还凑不出十个，所以决定‘乱战’，各组之间展开对攻。我也不瞒你，咱们组的‘重点人’最少，我在会上受到石书记的批评，这才来找你做动员。你是全场有名的笔杆子，都去北京写书了，可到现在一张大字报没写，那怎么能行？科里一直对你很器重，上个月政治学习结束后做干部鉴定，我向秦副场长提议，升你为副科长。他对你印象也很好，同意把你纳入下一轮干部提拔名单。如今这么大的运动来了，你是不是该好好表现一下，让领导觉得没有看错人？你也不用像报上那样大鸣大放——你宿舍那几个邻居思想落后，尤其农业科的唐明新、行政科的由廷贵，都是北京来的‘摘帽右派’，平时就爱说牢骚怪话。咱们组这次确定的‘乱战’目标，正是他们俩。你跟他们熟，了解情况，明天先开第一炮，怎么样？”
陈科长是党支委，开门见山地向我说明来意，显示组织上没有把我这个“未戴帽也不摘帽的右派”当外人。再说这次运动需要人人过关，我也不可能无所作为——不写别人的大字报，难道写自己的不成？于是吃罢晚饭，我就溜回办公室，连夜赶出一张大字报，把那两个家伙平日里的反动言论罗列了一番。第二天早上出恭时，掏出大字报再看，觉得有些话过于歹毒了，刚好也忘记带手纸，就拿它来擦了屁股，准备晚上重新写一张。
谁知到了上班，一进办公楼，迎面墙上正贴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烟雨蒙是“三家村”黑线上的人物》，署名唐明新、由廷贵、谢如松。谢大胡子是我们科的，居然投靠了别的组，搞反戈一击！文中说我成名成家思想严重，此次赴京写作期间，与“三家村”暗中（用词准确，他们也不知我怎么）勾结，通过小说宣扬资产阶级思想，诋毁农场的社会主义建设。
当下大悔！这仨人想必也有领导去做了工作，结果先下手为强。看着一堆革命群众上前围观，还不时扭头瞅我一眼，我恨不得插翅飞回茅房，把那张擦屁股纸掏出来贴在旁边。
咬牙切齿地走进办公室，当即往桌上铺一张大白纸，笔饱墨酣地写起来，片刻即得。几名同事在旁边看着，叹为观止，说我不愧为大才子，指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我也不挑破已有旧稿在厕，如今不过加两句骂谢大胡子的话就是，焉能不快？完后便拿到前边去贴上。有好事者替我计算，说我7分钟便写出反击文章来——这个纪录在农场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无人能破。】
202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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