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正在锐减。”3月5日，接受经济观察网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提出了这个观察。据统计，2023年中国独角兽数量虽以316家在全球位居第二，但过去一年新增仅15家，同期美国增加179家。未来中美之间数字经济实力差距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
今年两会期间，陆铭提交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中也提到了上述问题。他表示，独角兽企业代表数字经济创新能力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当下数字企业创新与投资活动却正在减少。
造成中国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锐减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包括政策原因，“我们有时会出台一些收缩性政策，导致企业不敢发展，”陆铭说，最终形成的结果是，大家都愿意去做一些比较安全的事情，对于有风险的领域不敢投入。
根据中央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占GDP比重41.5%，总体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但与此同时，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仍然存在政策举措不协调、民营投资减少等方面的挑战。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陆铭建议，各级政府应以自身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为支撑制定数字经济产业规划，同时探索降低制度成本、激发市场活力的措施，进一步促进激发创新活力，切实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陆铭认为，虽然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强调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部分重点行业，存在对民营数字科技企业的隐性歧视，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市场份额减少的趋势。
例如云计算市场，在中国公有云市场增速持续放缓的大背景下，尽管国资云入场较晚，但国资和政企行业普遍倾向于选择运营商云服务，目前天翼云、移动云在国资和政企行业云领域逐渐占据较大市场优势。
更重要的是，在具体运营模式上，国资云往往充当“总包”角色，民营云计算企业常常成为国资云的下游服务提供商。随着国资云份额扩大，民营云计算厂商市场份额减少，民营云服务商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
为更好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陆铭认为，应尊重市场规律和平台经济发展规律，给予新兴产业以政策空间。他还建议，制度设计应以促创新促发展为导向，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同时，应加强中央指导，促使地方政府数字经济产业政策立足于当地比较优势，避免政策重点不突出，地区间协调不足等问题。
他举例说，某中等城市《关于加快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将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高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5G通信与新一代物联网、集成电路、产业互联网等都作为重点发展领域。
这种大而全的发展规划反映出，很多地方的数字经济规划可能并没有从自身比较优势出发，缺乏构建数字经济生态意识。而有些县城的数字经济支持政策对于数字经济企业和项目落地等均有财政补贴，缺乏对于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划，容易使得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进行过度竞争导致资源浪费。
陆铭建议，在中央和省级层面应该对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监督，增强地区间的政策协调性，避免项目盲目上马、资源浪费以及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
为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市场活力，陆铭还建议，应放宽多个重点领域的市场准入，明确重点敏感行业和非敏感行业的区分管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负面清单管理和法治化为基础，促进民营企业大胆投资。
在制度层面，应破除对于民营科技企业的隐形歧视，避免损害民营科技企业的活力与竞争力，推动带动该领域的创新技术积累、带动就业等。并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塑造民营科技企业相关典型案例，积极协助民营企业和平台企业回应社会舆论关切，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对话
经济观察网：过去一年中国新增的独角兽锐减，仅新增了15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有哪些措施能帮助独角兽数量增长？
陆铭：中美两国新增独角兽数量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复杂。其一是技术原因。美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创新优势非常强，并且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优势就是语言。不可否认，全球大量前沿的、科学的内容是以英语的形式存在的，因此用英语训练大模型产生的效果比较好。
其二是人才原因。到目前为止，美国仍是全球人才储备高地。中国的人才主要来自国内，或是国外培养回到国内的人才，从人才储备角度来讲，我们也有差距。
其三是资本原因。国外资本市场对于新兴行业的估值更容易反映未来的增长趋势，资金也有大量投入。相对而言，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性、包容性仍然不够。
其四是政策原因。美国对于新兴事物的态度多元化，国内有时会出台一些紧缩性的政策，我们对负面情绪比较敏感，继而通过紧缩性政策来避免问题。这种环境下企业就会非常谨慎，不敢发展，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导致了目前这种结果。
经济观察网：现在很多地区都在做数字经济的创新规划，你提到有些地区规划存在大而全、资源浪费问题。你认为应该如何科学地进行合理规划？
陆铭：数字经济创新其实是革命性的创新。在全球范围内，每个国家能真正引领技术创新的地区大多只有三四个。美国主要分布在美国东海岸、西海岸的大城市，以及德州、芝加哥等地。中国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少数国家级中心城市。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或中小城市，其实都不具有发展创新引领企业的优势。
做数字化创新，政府需要考虑很多。比如产业方面，网速是不是足够快，连接性是不是足够稳定，公共场合是不是已经提供了有效的网络服务，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有足够有效的政策鼓励？这些问题都需要地方政府好好思考，一味地盲目而上肯定不是最佳选择。
数字经济发展有一些是创新性的，有一些是普惠性的。头部城市有条件去做创新型数字经济，非头部城市应该注重普惠式产业数字化转型，这样才能形成差异化格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任晓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