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要将这类关系置于历史语境之中，而不是脱离当时的环境或当前的社会发展形态，否则便可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或得出有失偏颇甚至带有某些偏见的评价，而且要将二者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演绎放在具体的问题上具体分析。
美国“大萧条”发生后，世界对纯粹的自由市场充满质疑，自由市场假说经过理论和意识形态改造，凯恩斯主义成为“救市”学说将政府干预的积极意义进一步放大，市场失灵的缺陷被现实打脸，自由主义加快走向新自由主义。
随着苏俄计划经济体制因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被抛弃，市场经济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一种“显学”。但是，市场经济本身是否已经足够完美？政府干预是否存在政策失灵？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是否存在溢出的负面影响？理论因时代而生，但时代的发展却往往超出理论本身，这决定了没有完美的理论假说。
不同的理论学派只是在历史的某一时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守夜人”的政府角色功能假说和自由市场的假说如果存在调和，互相承认彼此的缺陷，有可能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或避免更大的负面影响。回顾国际关系史和经济史，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问题始终困扰着许多学者，任何一方的失衡都可能造成致命性后果，一方面需要明确边界，另一方面需要各司其职。
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最早出版于1940年代的专著《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提出了许多至今来看仍深刻的讨论议题。经过数十年的理论演变和市场经济本身的演化发展，市场经济本身也已经发生巨变，纯粹的自由市场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加以演绎。
理论的适用性客观存在，即便是凯恩斯主义仍存在理论缺陷，以致于出现的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逐渐形成路径依赖，市场越来越依赖政策供应（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等）。因此，当下既要反思市场失灵的本质和规律，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要对政府干预形成的政策依赖保持理性认识，防止出现政府干预过多引发的道德风险。
政府干预过多，会破坏市场运行，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需要客观认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且谨慎使用例如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等，优化宏观政策组合，加强政府治理，真正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这本书距离现实发展有一段历史隔膜，其中的部分讨论也有历史局限性，甚至部分观点也充满争议，但作者在特殊历史时期所提出讨论议题和核心观点却具有很强的启发性，特别是在当今世界面临巨变的特殊时期（有人称之为“波兰尼时刻”），关于自由市场的反思以及政府干预的局限的讨论仍具有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波兰尼对政府效能和市场机制各自所发挥的作用及局限性的观点并不偏激，更有真理越辩越明的意味。
一、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再认识
客观公正地讨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难度颇高。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长期以来围绕政府和市场的地位高低、效能以及局限性的讨论从来都是充满对立的。即便是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政府的有限价值，但可能因为追求政治正确而对政府的功能采取完全批判的立场。而在讨论市场的功能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对市场具有排斥性，二者似乎存在天然的矛盾。
归结为一点，在当时的语境下，任何一方向政府或向市场倾斜的思想都具有客观现实意义，本质上关于二者的争论已不再是单纯的理念或方法之争，而是参杂了更多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并且在某一特殊时期占据主流。即便回到历史现场，波兰尼的思想都散发着独特的气质。“二战”的环境是复杂的，甚至充满了艰险，但波兰尼表现出的那种乐观却别具一格，在书中的许多论点都鲜明地揭示了这一点。
虽然该书问世于“二战”时期，但波兰尼仿佛穿越一般，对当时的国际秩序、自由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洞见，这些在当时看来并非完全主流的立场，如今却焕然一新。随着各类事件相继发生，在美国社会学研究教授弗雷德·布洛克看来，波兰尼的观点在21世纪是真知灼见，无比清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持有同样看法。他认为，倘若波兰尼今天撰写此书，将会有更多证据支持其结论，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界都已认可波兰尼中心意旨的正确性。
现阶段，世界各国和地区几乎都对政府促进资源分配效率以及市场的失灵的认识趋同。虽然可能存在新自由主义或发展经济学等理论学派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仍有不少的争论，但似乎许多的争论已经集中于细枝末节，更多的是技术层面，例如对财政扩张和财政赤字的争论，对宽松货币政策及其负面溢出的担忧等等。
斯蒂格利茨在序言中也承认，时至今日，吾人已能采取较为公允的立场，即承认市场的力量和限制，以及政府在经济治理上所扮演的必要角色。面对全球化构建的复杂经济联系以及经济本身的复杂结构，任何单纯依靠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或否定政府作用的观点要么稍显幼稚，要么脱离实际。
1970年代欧美国家在普遍面临滞胀危机时，也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政府干预，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府干预已经越来越频繁。设想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果断的救助措施，那么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将难逃破产倒闭的风险，将对全球金融稳定产生巨大的冲击，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危机。
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即面对危机，市场和机构对政府干预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已经形成了严重的政策依赖，突出表现为：财政扩张和宽松货币政策一旦推出，或许短期内能够起到防止经济过快衰退、提振市场信心的目标，但长期看却遗留下大量的风险隐患，导致财政赤字飙升，货币政策正常化十分艰难。因此，既要规范市场行为，也要加强宏观政策治理。无论政府还是市场，最终的目标均应立足于社会，服务于个体的福祉，而不是让位于“经济至上”。
二、自由主义和市场的国际性
自由主义既是一个经济概念，也具有政治寓意。在讨论市场经济时，很难回避自由主义这一思想，以及由此所派生出的各种理论学派，比较典型的是哈耶克所奉行的奥地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芝加哥学派以及后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等，与之相对的是凯恩斯主义和经过演化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等。虽然各类学派关于市场经济的争论观点不一，但对自由主义的“迷信”却异常执着。相较而言，批判政府干预和批判市场自由一样，成为了前提假设。
如何摆脱理论纷争的“二元对立”是挡在经济学者面前的一座大山。这里就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其一，市场资源配置的失灵或缺陷到底是市场机制发展不够完善还是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市场机制必须依赖于政府干预，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但这些干预也可能滋生出寻租或腐败；其二，当代经济问题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市场本身，那么是否仅依靠经济改革就能实现既定目标呢？
倘若没有必要的行政改革或有效的政策治理，显然也可能无法真正促进市场机制建设，反而可能因为政策失误或体制约束而造成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并引发新的风险。
波兰尼很早就提出对自由的自律市场的批判，揭开了自律性市场神话的真相。无论是旧的华盛顿共识还是所谓新的华盛顿共识，往往存在“双重标准”，即一方面强调自由市场的巨大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动员后发国家开放市场，实施私有化政策，另一方面又制造贸易歧视或实施限制政策，阻碍国际自由市场的发展。
布洛克认为，波兰尼不轻易采用当下的政治标签分类，虽然他一生都认同社会主义，但与各种经济决定论截然不同；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定义，也异于一般俗间的用法。那么，究竟如何理解波兰尼独特的思想呢？该书第一章即给出了答案——百年和平。开篇即强调该书讨论的是国际体系的崩溃，从人类危机发生的制度根源加以厘清。波兰尼对国际金融在促进国际和平的作用表现出较强的认可。
成功维持全面和平的秘诀，无疑就在于国际金融的地位、组织及策略。为什么这么说呢？波拉尼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国际金融并非作为和平工具而设计出来，相反却在战争与和平之上的冒险，由于金融市场的联系以及各国的货币关系（包括融资、借贷和金融交易等），促成了国家金融合作，同时政治与金融也逐渐混合在一起。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际金融对霸权国所施加的影响力有利于维护欧洲和平，使得各国政府必须在各方面依赖它的合作。在书中，金融被称为“调节器”，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贷款、公债的发行及流通越来越成为维持和平的关键。但是，“一战”前夕的二十年间，两个对立竞争的霸权集团导致国际金融合作受到重创，殖民地争夺以及国外市场的竞争变得尖锐，国际金融防止战争扩散的能力很快消失。某种意义上，波兰尼将1920年代危机根源归结于国际经济制度的崩溃。
三、自律性市场的破坏以及矫正
讨论自律性市场是一个比较陈旧的话题，一方面是当前学界对自律性市场讨论非常少，另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的演化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市场失灵成为共识。但是，从长期来看，关于自律性市场的认知和理解仍有必要重新梳理，特别是波兰尼在本书所开展的经济史讨论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需要厘清两个经济史的事实：第一，从欧洲早期的重商主义开启的国际贸易分工，以及建立在分工体系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本身就带有很强烈的国家色彩。重商主义所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只是将贸易从传统的排他主义中解放出来而已，但同时也扩张了管制的范围。第二，一般而言，经济体制是包容于社会体制之内的，不论支配这个经济体系的主要行为原则是什么，市场形式也必然与之相符合。
因此，所谓的市场经济并非完全自由，而是经过市场控制、调节及指导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的形成并非自然经济或自发形成的，劳动力、土地以及货币等经过虚拟化后在现实经济中是作为市场要素而存在，并根据供需关系而形成价格。在大规模工业生产中，这三大要素需要通过市场购买的方式组织起来，以确保供应，市场制由此建立起来。
然而，市场制的产生和发展也带来了贫穷问题，劳动力市场和劳工保护等受到当时英国的《斯皮纳姆兰法案》的约束，直到这部法律废除后劳动力走向市场化，英国演变为市场经济社会，工业资本主义兴起。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道德、平等以及正义的人文主义观点开始盛行，边沁、欧文等对自由市场的批判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市场制的负面冲击，包括对社会产生的破坏性力量。波兰尼认为，自发调节的市场观念乃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欧文坚定地认为，除非以立法干预与立法导引的方法来对抗这些破坏性的力量，否则更广泛而持久的罪恶会接踵而至。最早受到经济自由主义破坏的工人和地主阶级开始使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供汇以及其他干涉工具作为手段。工业革命后，企业组织体系日益健全，各类机制开始建立起来，大规模工业化促成经济自由主义的崛起。书中将其形容为——自由放任逐渐变为狂热的教条。有一个现实却不能忽视，那就是普遍认为自由放任便是让市场充当一切角色，书中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引进市场并未消除对控制、管制和干涉等各方面的需要，反而扩大了它们的范围。事实上，市场将新的权力、机构和制度委托给政府，以求建立自由放任制。波兰尼并不否认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在自由经济体系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重视农业危机和贫穷问题。书中这样写道，一个全然依赖市场功能来保障其生存需要的体系，其信心自然转移到市场制度之外，而却足以保障受市场制度损伤的公共利益的力量之上。
从市场和生产组织来看，政治与经济领域都不可分割。例如货币层面政治与市场无法分割，原因就在于国内货币管理和国际贸易中的交换离不开中央银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市场所带来的破坏也越来越多，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中的信用流通、贸易不平衡等都需要政治干预加以解决，国内如银行调整形成商业恐慌风险时，政府必须对这些损害采取行动，在紧急关头发挥作用来维持秩序。
现实而言，即便是发达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其本质仍无法脱离其政治制度和社会体系的约束。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完全自由、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并不存在。
四、政府、市场与社会的重新定位
工业革命和大规模生产之前，欧洲国家绝大部分都是农业文明和依附之上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少量的区域贸易。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国际贸易扩张，自由市场机制加快形成，经济自由主义从此前比较松散的市场中创造出新的机制，波兰尼认为，这是同意了各种已经存在的市场，并将它们的功能协调到一个简单的整体框架之中，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货币。
随着制度变迁，自由市场逐步发展壮大，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复杂化，市场经济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衍生到了国际市场，货币流动走向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依照波兰尼的描述，自由市场并非一开始就自发形成，而是在反复的斗争中不断演化的过程，从劳动力、土地到货币，无一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而不是割裂的。
书中列举了英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案例，不同时期的政府干预和立法等，一方面在于扫除阻碍经济发展的旧制度，开辟市场经济的新通道，满足工业革命所需的大量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并依托货币管理促进贸易和流通；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产生了贫穷、货币和金融不稳定，以及国际贸易的货币交换、债务信用等不平衡，单纯依靠市场将只能带来严重破坏，而无法实现自发的修复，更无力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类受到新的市场机制的束缚，而不是受到新的动机的束缚。“一战”后市场制的缺陷全面暴露，随之就掀起了轰动世界的法西斯主义以及社会主义。
美国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很快扩散到全世界，市场体制濒临崩溃，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干预潮，其中就包括凯恩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及苏俄的社会主义。这几大思潮的涌动，成为国际秩序巨变的重要力量，从不同路径上试图解决市场制的危机。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这几种模式不同程度存在缺陷，甚至引发新的国际经济的崩溃，导致“二战”爆发。
该书提供的经济史资料显示，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并不是政府逐渐放松控制经济活动的结果。市场乃是政府有意识且激烈干涉之后所产生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发端于政治领域（比如政治改革、社会运动等）的市场制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要么是政府扶持，要么是被迫走向市场经济。
因此，市场经济并不是像某些理论学派宣称的，是自发形成的。资源配置的前提是政府在法律或政策层面采取行动，否则市场经济也很难在欧洲很快发展起来。同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缺乏有效治理的情况下也极易埋下风险隐患，一旦出现危机便会崩溃，这种负面冲击显然已经超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纷争或战争冲突所带来的巨大危害。
我们看到，每一次危机发生的背后，既在于市场经济缺陷的暴露（垄断、“脱实向虚”等），也在于政府经济治理的失败（包括放松金融监管、过度金融化以及错误的干预等）。凯恩斯主义提出的诸多措施使得美国经济很快“虎口脱险”，以致于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其财政刺激奉为救助危机的“万能钥匙”。
五、均衡的发展乃是破题的关键
凯恩斯以及继任者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举措是否也有边界？一旦干预过度，超出政策边界，市场经济的破坏是否会更加严重？现如今全球范围内的债务型经济模式已经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的上升速度明显加快，货币宽松史无前例。同时，企业和居民杠杆率也在持续上行，建立在财政赤字和宽松货币基础之上的繁荣将可能衍生出新的危机。因此，回到该书的出版背景及其提出的诸多重要命题，在一个巨变的时代里，如何规避这些风险至关重要。
布洛克认为，市场主义者强加于一般民众头上的负担毫无永续性，工人、农民和小商贩都无法忍受在日常经济活动中经常激烈波动的经济体制。波兰尼也认为，这种模式不但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且不切实际。经济史一再证明，过去建立在自由主义之上的市场经济虽然在资源配置中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否能够自我矫正不公平和不平衡问题却要打个问号。同样，过度的政策干预或者说不加节制的凯恩斯方法能否真正矫正市场制的缺陷？
距离此书首度出版已经过去八十余年，其提出的“嵌含”概念——人类经济活动总是嵌含在社会之中，市场交易必须依靠信任、相互了解以及契约的法律约束力，经济应该服膺于社会——如果脱离了人和社会，那么市场经济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早期源于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以及融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起初都植根于落后国家和地区追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福祉的宗旨。显然，将人类目标置于非人的市场机制的逻辑不但存在谬误，而且扭曲了市场的价值。
相较于1940年代之前欧美经济的大崩溃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市场制的崩溃直接打击了自由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学者以前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而庆幸自由市场的胜利。这种“二元”对立的经济学思想对理解市场经济是否有益。换句话说，如果仅从计划经济体制的视角来解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或许太过于简单。
正如布洛克所言，自由市场空想的社会观有着惊人的学术复苏力，他们所辩称的——失败的理由并非其理论上有缺陷，而是因政客们缺少足够的执行决心，自律市场的信念不能用历史的失败经验来否定。这种解释不但苍白无力，很难让人信服，而且不符合历史事实。
现代经济模式是脆弱的。到底是推行凯恩斯主义，还是按照斯密的自由主义，抑或是熊彼特的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各国和地区都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考虑。归根到底，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或者学派能够解决市场经济的所有问题。波兰尼的观点虽有争议，但书中所提出的重要命题至今仍在持续发酵。
总而言之，政府、市场以及社会都有其边界（或者说局限性），不能笃信任何一项单一政策或市场自发性，而是需要在不断加强宏观政策治理的同时，释放社会发展活力，以正确的改革激发企业创新，确保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否则，任何一方的失衡都可能带来巨变，而且极具破坏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