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消费市场是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

内容摘要：中国制造业最终产品的价值占全球制造业产品价值的35%，约相当于美国和欧盟的总和。中国居民的消费则只占全球居民消费的10.1%，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只有欧盟的77%。以人均计算，中国居民消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3%，而制造业的产品价值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97%。
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危机。其根源在于对发展消费市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中国居民收入太低 - 可支配收入/GDP 远低于绝大多数国家，工作时间太长 - 远高于绝大多数国家。这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美国1920年代，日本1980年代盲目投资工业/制造业/房地产，引起经济泡沫，最终导致美国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日本1990以后至今失落的三十年。这是值得中国深思的历史教训。 
			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国外的投资和技术，给制造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2000年美国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发达国家向中国开放了自己庞大的消费市场。众多的跨国公司纷纷将供应链建立在中国，形成了美国/欧洲国家设计，中国制造，产品返销美欧的设计，制造，销售全球化格局。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三十多年来，中国依赖自身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借经济全球化的东风，一路高歌猛进，迅猛发展，继日本，亚洲四小龙之后，给世界带来了第三次亚洲冲击波。 

图一。中美，欧盟，英 ，德，日本，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的制造业增加值（万亿美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二。中，美，欧盟，和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例。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制造业。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越了美国。201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越了欧盟，正式成为世界第一（1）。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了五万亿美元，约相当于美国和欧盟国家的总和（图一），占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30.7%。 
2004年时，制造业前三名的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增加值加起来超过了全世界的61%。2022年，美国的份额由22.1%下降到17.2%，欧盟由25.2%下降到15.5%，日本下降最多，由2004年的14.2%跌到了5.1%（图二）。 

图三。各国制造业最终产品价值占全球的比例。中国（蓝色）占35%，其次是美国12%，日本6%，德国4%，印度3%，韩国3%，意大利2%，法国2%，台湾2%。其他所有国家合计31%。资料来源：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数据库（OECD Tiva 2023）。 
图一和图二的数据是制造业的增加值。增加值是由产品的最终价值减去原材料，零部件等输入价值的结果。如果以产品最终价值为标准，根据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数据库2023年的数字（2）（3），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份额达到35%（图三），大于美，日，德，印，韩，意，法和台湾的总和。如果用人均的制造业产品最终价值来比较，则中国比世界平均高了97%。 

图四。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发达国家对中国敞开自己的国内市场，是中国制造业腾飞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出口曾一度上升到GDP的35%以上。2008年美国经济大衰退之后虽有回落，依旧保持在20%左右（4）（图四）。 
			二。中国的工业生产和消费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房屋市场泡沫化和工业的产能过剩。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经济，需求和供给的平衡都是发展的基础。在现代科学，工业技术高度成熟的今天，工业/制造业发展的前提是市场的需求。欧美工业/制造业的衰落，和农业的衰落一样，主因是由于技术的发展。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生产能力的提高远快于人民消费要求的提高。即使要满足已提高了的市场消费需求，需要的投资，人力依旧远低于过去的水平，于是工业/制造业占整个经济的份额就萎缩了。接踵而来的是大量工人失业，投资和总的资本减少。由工业/制造业流出的资本和劳动力进入其他领域，带来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发展，一方面得益于起点极低 - 80年代初，经济由于文革的影响，处于崩溃的边缘，GDP只有3062亿美元，人均GDP只有255美元（7），美国当时的GDP是2.857万亿美元，几乎是中国的10倍（8）。而世界GDP是11.5万亿美元，人均2590美元（9）。中国的GDP只占全世界GDP的2.7%，人均GDP不到世界均值的十分之一。贫穷使得劳动力极端廉价，这反而成了经济腾飞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美欧等发达国家人民富裕，随之而来的是劳动成本高涨。80年代的美国仍处于70年代的低增长，高通货膨胀的经济滞涨困境后期。1980年，通货膨胀最高升到了14.6%。为了压抑通货膨胀，联邦储备局将短期利率曾一度升高到22%。经济在高利率的严重打击下陷入深度衰退。美国公司深感人工成本太高带来的风险，急于将工厂移到劳动力便宜的地方来节约开支。 
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美国通货膨胀高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造就了中国经济崛起的绝好机会。当时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经济改革政策将这两个因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合作双赢”的局面。美国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有效地压制了国内的通货膨胀。通膨在美国销声匿迹了约三十年，直到2022年才再次抬头（11）。中国则拿到了美国的技术，资金和市场，用国内基建，外贸出口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来刺激经济发展，经30年的努力，终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工业/制造业，和第一大产品出口国。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正像美国在1920年代，日本在1960-1980年代的经济起飞一样，也带来了经济的泡沫化。尤其是中国经济一直由政府直接控制，地方领导为了政绩，全力推动基建，房地产等的发展，忽视了人民消费能力的建设，以至于生产，建设能力超越了居民消费能力，造成了供需的严重失衡。 
和中国的制造业，出口相比，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有多弱？
图五。各国居民消费占全球消费的比例.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五是世界各国居民消费占全球消费的比例（12）。图中的比例是按整个国家的居民消费来计算的，不是人均。由图可见，制造业产品最终价值高达全世界35%的中国，消费却只占世界总消费的10.1%。这还是把产品和服务性消费加在一起的总消费。如果只看产品的消费，美国个人耐用品消费是2.2万亿美元，非耐用品消费是4万亿（14）。中国2023年居民总消费是49.3万亿人民币（6.85万亿美元）（15)，其中45%是服务性消费，所以真正的产品消费只有3.8万亿美元而已，是美国居民消费的61%。 
美国居民消费中服务业占的比例远比中国高，所以虽然总消费是中国的三倍，产品消费只是中国的1.6倍。 
中国2022年的人口约是14.1亿，世界人口约为79.5亿。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7.74%。所以按人均来看，中国人的总消费只是世界人均水平的57%上下。 
中国居民消费的弱点，主要是在服务性消费方面。产品（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方面，全世界的总产品约在16.2万亿美元（16），中国的消费是3.8万亿，占了23.5%。以人均来看，这是世界人均消费的132.5%。 
中国居民的消费，不仅和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和同样处于中高收入的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相比，也落后不少。墨西哥人口是世界人口的1.6%，居民消费是世界的1.7%。人均比中国高了86.4%。巴西人口是世界人口的2.7%，消费是世界消费的2%，人均消费比中国高了30%。阿根廷人口是世界人口的0.582%，消费是世界的0.74%，人均比中国高了126%。土耳其，人口是世界的1.07%,消费是世界的0.93%，人均比中国高52.5%。 
人均国家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同，国家生产总值GNI包括在国外的生产和收入）在4466-13845美元之间的国家和地区，按世界银行的定义，属于中高（upper-middle）收入国家和地区（17）。 
全世界共有54个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18），人口27亿8千万，占全球人口35%，GDP30.1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0%，居民消费13.76万亿美元，占世界总消费的24.61%。除中国以外的所有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消费，比中国要高48.7%。 
反过来看中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除中国以外所有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只是中国的38%。
中国产品制造能力，和中国人的产品消费之间的极度不平衡，由此可见一斑。 

图六。世界各国居民人均消费（美元）。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六是世界各国居民的人均消费（美元）。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是4768美元，低于巴西的6549美元，和哥伦比亚的4763美元相当接近，高于泰国的4610美元。居民人均消费最多的是美国，人均60837美元，是中国的12.8倍。英国的居民人均消费29596美元，是中国的6.2倍。
日本的居民人均消费是18728美元，是中国的3.9倍。菲律宾的居民人均消费2945美元，是中国的62%。印度的居民人均消费1693美元，是中国的36%。 
108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是59.7亿，总消费19.1万亿美元，人均消费2572美元，是中国的54%（19）。 
中国和发达国家居民消费有多大的差距？全世界有82个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总人口12.4亿，总消费36.2万亿美元，人均29294美元，是中国的6.14倍。 
中国国内消费的严重不足，迫使制造业不得不转向国外市场来寻求发展的空间。 

图七。中国居民非服务性消费和产品出口。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 
图七是自2013年到2022年中国国内的产品消费（总消费减去服务性消费）和出口。其中中国居民总消费和服务性消费的数字来自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5），出口数字来自于世界银行（4）。中国的出口，以产品出口为主，服务性的出口只占总出口的10%上下（21）。服务性出口最重要的部分依旧和制造业的产品密切相关，仅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方面的服务出口，2023年就占了总服务出口的四分之一，是服务出口中占比最大的部分（22）。 
2013和2014两年，中国的出口超过国内的非服务性消费。之后国内非服务性消费超过了出口，但即使是国内非服务性消费比出口相差最多的2020年，出口也相当于国内消费的86%。但2020年之后出口又追了上来，2022年两者相差只有1%上下。 
国内非服务性消费，基本上是制造业的产品消费。出口，则基本是制造业的产品出口。由图七可见，制造业产品的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销售几乎同等重要。中国30多年的经济起飞，却并没有建设起一个能容纳制造业发展的消费市场。这是中国一直坚持基建加出口两条腿走路的经济政策的结果。这样的政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2011年制造业生产能力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之后，政府依然不注意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而是继续着重于新兴工业的投资，结果加重了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危机。现在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不是生产能力不够，而是市场太小。 
纵观全世界，中等收入及以上的国家经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都是消费不足，而不是生产力不够。欧美制造业生产能力远低于中国，不是因为技术能力不够或国家政策不对，而是发达国家知道一旦制造业投资过多，就会引起供过于求的经济泡沫。制造业的发展，必须先考虑市场消费的能力，才不会造成经济大危机。 

图八。各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八是世界各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中国显得非常突出，居民消费只有GDP的38%。这个比例比中国低的只有沙特37%，新加坡36%，卡塔尔24%，卢森堡29%，爱尔兰30%。但这些比值比中国低的国家都有特殊原因，有的是石油财富太多（沙特，卡塔尔），有的是以金融理财立国（新加坡，卢森堡），爱尔兰则是设立了超低的公司税，很多跨国公司将收入转到爱尔兰以便省税，以至于GDP灌水太多。只有中国是货真价实的GDP和政府官员升官挂钩，而人民的实际消费则不属于考察政绩的重要项目。 

图九。比较中国日本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日本上世纪60-70年代经济“起飞”时，也使用了高工业/制造业发展，低居民消费的发展模式。图九给出了日本，中国自1970年以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 
日本直到1970年代中期，居民消费才开始上升到GDP的50%以上。到1980年代，日本依然存在工业/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居民消费虽稳定在GDP的50%以上，但无法消化掉强大的工业/制造业生产的产品，这直接导致了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之后近三十年痛苦的长期经济衰退。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在使用高工业/制造业发展，低居民消费的发展模式上比日本更极端。这一方面将中国发展速度推到了比当年日本更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播下了今后三十年将面临痛苦的经济泡沫破灭后长期衰退的种子。1990年以后，中国居民消费再也没有达到过GDP的50%。2001年加入世贸以后，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居民消费并没有跟上，十年之间，居民消费与GDP的比例由已经很低的46.7%下降到34.2%以下。之后稍有回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23年的居民消费是GDP的39.2%。 
居民消费，直接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用支出法计算GDP，除了居民消费，剩下的是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出口额减去进口额）。伴随超低居民消费而来的，是超高的投资（资本形成）42%。其余是政府消费16.5%，净出口2.1%。中国最大的四家银行，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四家银行，均为国有（23）。全世界第一大的工商行，2023年资产是6.3万亿美元，超过中国GDP的三分之一。前十名银行中的6家国有银行总资产2022年底是164.1万亿元人民币，是中国当年GDP的136.2%（24）。民营的股份制银行的资产不到国有银行的一半。 
中国的政府消费加上由国有银行掌控的资本形成，使GDP的59%握在政府的手中。这对于发展真正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居民消费非常不利。而好大喜功的政府官员无限制地增加投资，不管是房地产，基建，还是工业/制造业，导致产能过剩，引来经济大衰退则是不可避免的事。 

图十。世界各国居民消费与制造业增加值的比。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情况，可以从居民消费与制造业增加值之比清楚地看出。制造业产品要有市场，就必须有人，尤其是本国人来消费。产能是否过剩，关键在于生产出来的产品能不能有足够的人来买。 
中国的居民消费与制造业增加值之比是133%。全世界这个比值比中国低的国家只有爱尔兰64.5%，阿尔及利亚113.6%，和加蓬126.2%。除爱尔兰的特殊情况以外，阿尔及利亚，加蓬和中国一样，都是中高收入国家。但这两个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都是石油及其加工制品，这扭曲了消费和制造业的关系。除此之外，比值较低的是南韩188%，泰国202%，日本289%。全世界平均的居民消费/制造业增加值是345.2%，中高收入国家（不包括中国）是369.5%，欧盟348%。美国701.3%。 
纵观世界，中国的居民消费太低而制造业太强，供过于求的现象最为严重。即使是国内消费市场比较疲软而制造业相当发达的南韩，日本等亚洲国家，消费与制造业的供需关系也远好于中国。 
		三。中国工业/制造业过分膨胀的原因：资本形成（投资）占GDP的比例太高 
中国的资本形成（投资）占GDP的比例之高，高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不仅奇高，而且高的时间非常之长。这是中国经济现在面临严重产能过剩危机最重要的原因。 

图十一世界各国资本形成（投资）占GDP的比例（%）。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十一是2022年世界各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值。中国的比值是41.97%，仅次于坦桑尼亚的42.69%。但坦桑尼亚2015年时的比值还只有31.87%，直到2019年才开始超过40%。其工业相当落后，基本以农产品加工和替代进口的工业产品如钢铁，水泥等为主。所以需要较多的基础工业投资。中国则早在2009年，这个比值就已高达43.8%，此后的十五年，直到最近的2023年，都没有低于40%。中国的高投资把中高收入/中等国家的总投资都拉高了。 
除坦桑尼亚和中国外，在国家中，南韩的比值最高，为32.2%，但比中国低了几乎1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占GDP比例超过40%的国家，只有坦桑尼亚和中国，低于40%但高于30%的国家，只有南韩，孟加拉和越南。全世界的平均是26.2%，高收入国家22.5%。 
值得非常注意的是老龄化（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国家的平均资本形成/GDP比只有22.4%。老年人的消费远比中年人，青年人要低。老年人比例高的国家，总消费自然就比较低。如果在低消费的情况下强行增加投资以拉升经济发展，必然的结果是多余的产品卖不出去。这时经济衰退就会出现，以打击，降低生产力，最后达到产能和消费的供需平衡。
中国在2022年跨入了老龄国家的行列，虽然世界银行在计算GDP时还未将中国列入老龄化国家的名单，但中国近年来在消费方面已明显体现出老龄化的趋势。如果一个老龄化的国家还要继续“装嫩”，拼命增加投资来增加产品输出，而不顾消费市场的停滞，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是指日可见的事。 
号称“投资狂魔”的日本，即使是在其鼎盛时期，资本形成也没有超过GDP的40%（25）。自2009年起，中国资本形成一直停留在41%以上。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23年的资本形成是GDP的42.9%. 
图十二。比较日本，中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日本在1970年代早期，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还在35%到40%之间。这时日本的经济泡沫已略具雏形。1975年，日本资本形成是GDP的35.5%。这是日本资本形成最后一年高于GDP的35%。这之后的十年，资本形成下降到接近GDP的30%。1985年达到了30.6%的低点。这时离日本经济泡沫最终破灭的1991年只有6年，经济泡沫的迹象已随处可见。 
为了保住日本的经济奇迹，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图推迟经济灾难的到来。这些措施万变不离其衷，就是一句话 - 加大投资的力度。1990年，资本形成又重回10年前的水平，达到了GDP的35%。这可以说是日本政府力图重振经济高速发展的天鹅绝唱。1991年, 经济泡沫破灭正式开始，日本进入了近三十年的经济长期衰退。尽管政府继续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刺激经济，但居民消费不足，产能过剩的沉重负担一直困扰日本经济，资本形成一路下降到2000年代，2010年达到了22.6%的最低点。 
工业/制造业由于过分投资而形成的产能过剩，是直接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主要原因。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想要增加消费以缓解产能过剩非常之困难。不仅失去工作，失去收入的工人无力增加消费，其他人看到同事，朋友，同学失去工作，也会收紧自己的钱袋，以应付未来加入失业大军的风险。为了恢复产能和消费的平衡，消费既然难以增加，唯一的可能就只剩下减少产能，削减投资，解雇工人，闲置设备。也就是用摧毁部分过剩生产力的形式，强行平衡市场的供需关系。 
日本1990年居民消费是GDP的50.5%，资本形成是GDP的35%。二十年后的2010，居民消费只上升到56.9%，资本形成却下跌到22.6%。二十年间居民消费升了6.4%，资本形成则下跌了12.4%，远超居民消费的增量。产能过剩之后的供需关系重新平衡，自然会导致生产力的丧失，工人的失业。所以政府需采取措施，尽力救济失去收入的居民，使经济衰退对整个社会的损害不致过分严重。 

图十三。日本和美国的人均GDP。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1987年，日本借经济腾飞的东风，人均GDP首次超越了美国（图十三）（26)。之后的十年，日本人均GDP一直高于美国。1995年，日本尽管仍处于深度经济衰退之中，但人均GDP和美国相比却高了54%。这是日本历史上最高的纪录。这以后三年之间，人均GDP就重新回落到低于美国的水平。进入21世纪后，日本和美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到2006年，日本人均GDP不仅低于美国，也开始低于德国。2007年，日本人均GDP已落后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23年，美国人均GDP比日本多了一倍还不止，德国则比日本多了40%以上。 
1990年底股市崩盘以后，日本政府大举借债，竭尽全力救市(27)。自92年到95年，四年之间，日本政府的债务增加了42%。这和1988-91年，政府因为经济过热而收紧银根，将国债减少了约19%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政府的钱，不仅流到了房市，股市，也到了居民的口袋里。消费从87年到95年增加了120%，人均GDP，人均消费，都在95年达到顶峰。人均GDP比美国高了54%，人均消费高了24%。 
可惜日本政府这种人为的刺激经济政策虽有效，但却无法解决长期经济供需不平衡的基本问题。到97年，一切都回到了起始点，人均GDP，居民消费都回落到了低于美国的水平。这时，日本的资本形成，依旧高达GDP的30.6%。当时高收入国家的平均资本形成与GDP的比是23.6%，美国是21.6%，欧盟是21.4%。居民消费占GDP的比值，日本只比90年前后增加了约3%，达到了53%左右。美国是78.8%。制造业增加值与GDP之比，日本是23.4%，和90年前后相差无几，远高于美国的16.1%，欧盟的18%，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17.9%。当时全世界的平均值是19%。日本政府的经济措施，显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日本经济达到95年的顶峰之后，一路下滑了近三十年，至今都难以恢复。比较而言，美国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再也没有过经济起飞，而且经常有经济衰退，但一直能保持相对平衡的生产/消费关系，政府也不追求短期的辉煌业绩，只求平稳的长期增长。事实证明美国的最后结果远胜于日本。 
如果政府一心追求十年，二十年的经济腾飞，却为整个经济基础留下不平衡的致命伤，以至于今后数十年都难以恢复，则前面的腾飞是好还是坏？中国过去三十年，走的是日本1960-80年代的老路：外贸，基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今后三十年，中国会不会重复日本1990到现在，“失落的三十年”？	 
		四。中国消费市场疲软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消费市场为什么这么弱？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居民的收入太低。 

图十四。世界各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与GDP之比。资料来源：经合组织（OECD）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香港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CIEC）数据库，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statista.com，tradingeconormics.com 
图十四是世界各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GDP之比。可支配收入以经合组织数据库（28）为主，囊括了所有经合组织国家。除了这些高收入国家外，加上了有代表性的重要国家：中高收入的墨西哥，巴西，泰国（30），（31），马拉西亚，中低收入的越南（32）（33），印度。GDP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29）。
经济全靠石油输出的沙特，科威特等超富的中东国家，金融占主导的小国家卢森堡，新加坡，没有列入图十四。非洲的国家也没有列入。 
世界各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多在其本国GDP的60%以上。亚洲的国家可支配收入与GDP之比偏低，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均低于60%。其他低于60%的国家只有俄罗斯（2021年的数字，54.4%）挪威53.8%。中国则只有44%，远低于其他国家。 
可支配收入与GDP比例最高的国家都在欧洲。整个欧盟的可支配收入与GDP的比值是77.2%。日本的比值是75.5%，美国74.8%。中低收入国家印度是75.1%，越南58.8%，和中国同属于中高收入的墨西哥68.2%，泰国58.4%，马来西亚52%。 
印度虽然只是中低收入国家，但其服务业很发达，据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50%（34），高于工业和农业，而且发展最快。由于印度的工业/制造业和国内市场之间的关系依旧是“供不应求”，所以今后的快速发展仍有相当大的余地。 
墨西哥的服务业也相当发达，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58.8%（35）。这虽然不能保证国家高速发展，但却给经济的稳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想避免因供需不平衡而引起的泡沫和衰退，人民手里就必须要有钱，而且这些钱要进入实际的市场经济循环，不能存进银行。美国1930年代的大萧条，日本1990-2020年间，经济发展“失去的三十年”，根源都是由于盲目投资，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直到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陷于战火，制造能力大受影响而需求则由于战争而大涨，美国过剩的生产力才找到了用武之地。而日本自1990年到现在，经济依然不能完全脱出困境。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短缺，使得消费市场的发展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消费市场发展缓慢，则从根本上阻碍了工业/制造业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如果继续发展工业/制造业而无视消费市场的重要性，产能过剩的情况必将经济逼上大衰退，甚至大萧条的绝境。美国，日本的前车之鉴值得中国认真思考。 
中国消费市场难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人的工作时间过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4年1月1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3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提到根据2023年底的统计，企业就职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9.0小时（36）。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工人仍然和一百年前的美国工人一样（37），每周工作六天。 
1926年，美国的福特公司开始实行一周五天，每天8小时的工作制度。公司总裁亨利 福特宣布公司将给员工支付每天五美元的薪水，每周五天。员工则只需工作每天八小时。这样的工资标准几乎相当于当时其他公司的两倍。 
在1920年代末爆发的经济大萧条期间，不少公司为了尽量少裁员，纷纷减低工作时间。有的公司实行6小时工作制度。1938年，国会通过了公平工作标准法案，将每周工作时间定为44小时。超时工作雇主需付150%的工资。1940年，每周40小时工作的制度成为美国法律（38)。
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在经济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时，一方面可以减少产出以缓解供过于求的窘境，另一方面也给工人提供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去消费。25-50岁的中年人和青年人是消费的主力，尤其是有家庭和孩子的中年人，收入较高，消费也较高。这些人如果一星期工作六天，能用于买东西，旅游，出外就餐等消费活动的时间就大大减少，对发展消费市场非常不利。 

图十五。美国非农业的工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资料来源 Statista. 
图十五是2022年5月到2024年5月三年间美国非农业工人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39）。 
中国公司所谓的996，每天从早晨九点工作到晚上九点/每周工作六天，和消费市场的建设要求背道而驰。这在中国生产能力低下，同时又可利用发达国家丰富市场资源的时候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但现在面临的经济困境是消费不足，产能过剩。拉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实际上起到了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 

图十六。世界各国工人每周平均工作的时间。资料来源：世界人口评论（40），欧盟统计办公室（41）和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42）。 
中国工人每周工作时间49小时，这在世界各国中除阿联酋（52小时）以外，是最高的（图十六）（40）。高收入国家工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的，只有新加坡（45.1）。号称“工作狂”的国家日本（36.7）和美国（36.4），工人工作时间在高收入国家中确实最高，但却远低于中间收入的亚洲国家。巴基斯坦（46.6），印度（46），孟加拉（45.8）是除中国外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澳大利亚（32.8），加拿大（32.3），西班牙（32.1），英国（31.8）和比利时（31.5）则已基本实现了一周四天工作制。 
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的公关副总裁璩静在2024年五一长假期间，通过抖音账号发视频谈自己在企业管理工作中的经验时说："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我又不是她婆婆，我主要考虑的是她能不能在她的岗位，及时给我交付结果……"，"我没有义务知道你是不是在哭"。璩静对员工的态度，在中国公司中相当有代表性（43）。 

图十七。广州腾讯办公室内的员工。资料来源：金融时报（44） 
2022年以来，中国经济不景气，大量中国公司裁员，同时加大仍然在职员工的劳动强度，拉长工作时间。这样做的结果是失业的人无钱消费，有工作的人没时间消费。 
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在消费不够的情况下，依旧坚持发展生产，不愿承认根本问题在于消费。银行在政府的指导下，仍然是加大生产投资，并没有全力刺激疲软的消费市场。对居民消费影响力最大的房贷，到2024年6月20日的市场报价利率（LPR）是：1年期LPR为3.45%，与前值持平；5年期以上LPR为3.95%，较前值不变（45）。从2022年8月到2024年6月，近两年的时间，1年期LPR只降了0.2%，5年期LPR只降了0.3%（46）。这对整个消费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根本起不到刺激消费的作用。2008年美国房贷危机时，美联储降息的幅度是在一年半时间内，降了5.1%。由2007年7月的5.25%，直降到2008年12月的0.15%（47）。这和中国2022年房市崩盘以来大银行的表现，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除了收入过低和工作时间太长以外，人口的老化和婴儿出生率的急剧降低也是消费市场疲软的重要原因。中国人口老化的速度远比其他中等收入的国家快得多，这给消费市场的发展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晚结婚，少生孩子的社会，减少了家庭的平均消费，反过来加重了工业/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危机。在可预见的将来，直到2100年，这个趋势都不会改变。 
如果说收入低，工作时间长还有希望逐步改善，老龄化则只会越来越严重，不可能反转。这更增加了尽早，尽快解决收入低，工作时间长这两个基础问题的急迫性和重要性。这两个问题不改善，消费市场就无法稳固发展，整个经济就会陷入日本式的长期衰退。 
		五。中国居民的债务 
中国居民收入太低的另一个表现是居民欠债太多。居民要消费，如果收入不够，就需要借钱。除了买房要借房贷以外，买车，装修房子都可以借贷，日常的消费也可以用信用卡来借钱。中国各大银行现在都在尽力推行个人消费贷款，以帮助稳定，发展消费市场。但居民借钱以后，还是要靠自己的收入来分期偿还的，如果收入低，借钱带来的负担太重，则对未来的消费就会形成打击。 
中国居民现在已借了多少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4年一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48），居民贷款2024年3月底的余额已达81.44万亿元人民币，占贷款总额的33%。《2023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指出，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8.17万亿元，同比下降1.6%（49），住户消费性贷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19.77万亿元，同比增长9.4%。住户经营性贷款余额22.15万亿元，同比增长17.2%。 

图十八。中国居民债务余额。资料来源：历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 
如果和GDP比，2023年中国居民债务是GDP的65%，美国2024年3月的居民债务/GDP是63.8%（50），两者差别不大。可惜的是还债时，银行是不收GDP的，居民只能用自己的收入来付。所以居民债要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比才合理。这样一比，中国居民的超低收入问题立刻就显现了。 

图十九。中国住户贷款余额与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之比。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 
2023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9218元，居民债/居民可支配收入是144.85%。居民人均消费是26796元，居民债/居民消费是215.3%。图十九是2017年以来中国居民债/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债/居民消费的变化曲线。 
图二十。比较中美日三国居民债务与可支配收入比值。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美联储纽约，圣路易斯分行数据库（59）（60），statista (61)。 
美国的居民债（household debt）截止2023第三季度是$17.3万亿（51）,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20.5万亿(52), 居民债/可支配收入是84.4%。居民消费是$19万亿(53)，居民债务/居民消费是91.1%。 
日本的居民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2022年是122.6%，也低于中国的147.3%(61)。 
图二十比较了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国居民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中国可支配收入的数据2017年后才开始公布。日本的数据只到2022年。 
美国的居民债务/可支配收入比自2013年到2020年逐渐下降，由92%下降到84%，主要原因是可支配收入上升较快。2020年新冠病毒流行之后，居民债务上升的速度加快，比值又稍有回升，2022年达到了88%，但2023年又回到85%。 
日本的居民债务/可支配收入的比值2013年是110%，2018年上升到116%，2021年跳到122%，2022年则基本维持了122%的 水平，没有明显的上涨。 
中国2017年居民债务/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只有111%，高于美国，低于日本。2018年就跳升到121%，超越了日本。之后一路高速上升，2021年达到了144%。上升的原因是房贷。房贷直到2021年，年涨幅一直是两位数。2015年房贷涨了23%，2016年涨了35%。2022年房市销售停滞，房贷上升1%，2023年则不升反降，跌了1.6%，但消费贷跳升了14%，所以总的居民贷款依旧涨了7%，超过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债务/可支配收入继续上升到了145%。自2017年的111%，到2023年的145%，6年涨了34个百分点，极其可观。 
美国居民债务/可支配收入过去10年减少了7%。日本上升了12%。中国则在6年间就提高了34%，这是货真价实的“中国速度”。 
到2023年为止，中国居民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比“消费大国”的美国高了60%，比“负债大国”日本高了22%。 
中国的居民债务不仅和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相比较高，分布的情况也很不合理。《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54）显示，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0%，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3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中国城镇家庭负债结构相对单一，房贷为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43.4%的家庭有住房贷款，在有负债的居民家庭中，76.8%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户均家庭住房贷款余额为38.9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为75.9%。也就是说，43.4%的家庭担负了所有的房债。有房债的家庭平均用于还本付息的钱占收入的29%。 
和中国相比，美国77%的家庭负有房债（55），房屋贷款共有8千4百万份（56）。银行发放房贷的要求一般是还本付息的月供不超过家庭毛收入的28%，净收入的25%。由于很多家庭除房贷外还有其他债务，总计所有还本付息的月支出与毛收入的比不应超过36%（57）。 
中国不仅总的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要高于美国，而且负担这些债务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远小于美国（77%的美国家庭，43.4%的中国家庭)。这使中国负债家庭的债务负担更显沉重。 
中国家庭背负的巨额债务，给消费市场的发展加上了另一层难以逾越的障碍。 
		六。结论 
世界银行2023年12月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在“再平衡 - 待解的议题”一节中指出： 
“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对增长的制约日益增加。现在中国的有形基础设施已很完备，这意味着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于过去。全国很多地区的房地产过度投资和房地产企业的高杠杆率导致行业严重衰退、财务压力巨大。”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减弱，而且中国已经在全球出口市场上占了很大份额，再加上地缘经济紧张局势加剧——这些因素限制了中国通过扩大净出口促进增长的空间。因此，中国必须依靠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  
“过度投资加剧了中国已经高企的债务负担。降低投资对增长的贡献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并降低金融风险。” （58）。 
可惜现在还看不到中国如何发展国内消费市场的具体措施。似乎整个政府都还没有意识到消费市场的重要性，仍旧抱着发展生产就能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传统观念不放，不愿正视经济面临的新问题。2022年以来政府的一切举措和消费市场存在的实际问题都是南辕北辙。 
消费市场的发展比GDP的发展要难得多，是无法由政府直接投资就能做到的。提高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就意味着需要减少资本形成，或政府直接指挥市场的能力。做到这一点需要相当深层的政治改革，这或许就是政府如此犹豫不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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