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高层又在许多场合提到“省域副中心”建设，又引起了舆论场上的不少涟漪。
这些年，“强省会”战略成为主流，有很多人对此是不满的。有一种特别流行的说法，“强省会”的本质是省会占有了其他城市本该拥有的资源，是省会在“吸血”所在的省。省会的强大，是以其他城市的凋敝为代价的，真正发达的省份，应该有多个中心城市，不应该省会独大。
我曾经分析过这个问题，简单的结论是，“强省会”还是“多中心”，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决定的。在沿海省份，只要是沿海城市都可能有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而在内陆，只有拥有空港和铁路枢纽的省会才更适合发展制造业。所以沿海可以多中心，内陆只能强省会。
当然，这还不是全部的事实。
如果我们拉长视角来看，会发现，在计划经济时代，省会城市比现在要弱得多。很多人认为，“强省会”是政府干预的结果。然而我研究数据却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强省会”当然有权力导向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市场选择。而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弱省会”，反而是权力扭曲资源配置的产物。
现在很多非省会城市的人不满省会，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咱们以前也阔过。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代，非省会城市的GDP高于省会城市，并不是偶然现象，甚至是一种常态。河北省会1968年才从保定迁到石家庄，但其实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石家庄的经济都是比保定强的；河南更典型，虽然郑州从1954年就成为了省会，但郑州GDP超过洛阳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为什么当年省会和非省会城市的差距比较小呢？
这其实源于计划经济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和决策机制。
计划经济时代，非农产业几乎就等同于工业。在吃饭要靠饭票，出门要靠介绍信的年代，餐饮娱乐旅游这样的第三产业占比是很低的，当时民众收入很低也没有那个消费能力。当时的工厂都是“企业办社会”，工厂里有食堂，有学校，有医院，有电影院。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本质上就是若干个厂区拼在一起。厂多的城市，就是大城市，厂少的城市，就是小城市。
当时的工厂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都是政府，更直接地说，基本上是中央政府。当时中央政府是有对应具体行业的部委的，比如煤炭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等等，每个部都有自己这个系统的企业，所以是部而不是省来决定工厂设在哪里。
中央部委在布置工厂的时候，这些厂是不是在省会，压根不是考虑的因素。“一五”计划时很多城市不是省会，但却比省会得到了更多的项目，石家庄、洛阳、包头都是如此。非省会比省会项目多，工厂多，经济比省会好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而且计划经济年代，很多投资决策并不是出于经济原因。尤其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启动“三线建设”之后，很多工业投资并不考虑经济性，而是考虑战备，越是“山”“散”“洞”的地方越要搞工业，而到了承平年代，这些地方显然就不再是工业布局的理想地点了。同时，战备需求意味着分散供应链，而市场经济则需要集中供应链，所以计划经济时代工业格局比现在分散得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启动了市场经济转轨。中国的大都市化，内陆省份的“强省会化”，其实是市场经济转轨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
为什么大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因为产业结构变了，投资主体变了，人口的流动性也大幅增加了。
首先来看产业结构。现在，中国的非农产业里，第三产业的占比已经超过了工业，超过60%的城镇就业人口从事的是服务业。服务业要发展，关键是要有消费力的人群，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公务员、教师、医生和央国企的岗位也会相应越多，这些都是天然的消费群体，所以高行政级别城市的服务业增长会显著快于其他城市。
其次，投资主体变了。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区域经济时，仍然是“政策万能论”，一个地方好就是因为“国家投入”，一个地方不好就是“国家没投入”。其实，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有解释力的，但在当下的解释力就弱得多了，像基础设施建设这类投入当然国家意志很重要，但绝大多数的产业投资，已经变成了民间和外商投资。
省会城市相较其他城市，在交通、人才（高校和科研院所）、医疗等福利的领域，通常都是有优势的。而且，绝大多数省会城市都是有历史积淀的，都是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被验证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宜居的城市。所以，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会更加青睐省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市场选择，而并不只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意志。
再次，人口迁徙趋于自由。在计划经济时代，人口是无法自由迁徙的。即使是顶级名校毕业，被分配到大西北大西南的小县城，那当事人也没法讲条件。所以当时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在人口吸引力上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而随着人们可以自主择业自由迁徙，福利更好、资源更多的大城市就天然会吸引更多人口，最终形成正向循环的马太效应。
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会形成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大都市圈？为什么在中西部省份会形成“强省会”，都是市场机制下用脚投票的结果。聚集是效率导向的，分散是反效率的。
说白了，在内陆省份，必须要有足够大的城市，才能够形成经济效率。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即使是美国，内陆州也都有中心化的大城市。只不过，在有的国家，这样的大城市未必是省会，而在中国，这样的大城市和省会是重合的而已。当然这种重合是中国国情的产物，但那种不搞“强省会”，一个省份就可以均衡发展的想法，无疑是计划经济的乌托邦。
又有人说了，德国这样的国家不是就很均衡吗？德国倒是挺均衡。但德国有多大？德国总面积才35.8万平方公里，正好等于江浙沪皖三省一市的总和。江浙沪皖是不是一城独大？当然不是，全国二十强的城市就有七个。在沿海地区一个相当于德国的范围，要做到“多中心”式的均衡发展，无疑是可能的。长三角、珠三角就是这样的地区。但是中国只有一个长三角，只有一个珠三角，这种“均衡”对内陆省份是不可能复制的。
更重要的是，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经济高地，本身就是全国经济“不均衡”的结果。只有“不均衡”，才会有人口、产业更集中的高效率地区。
大城市当然有大城市的问题，但大城市的出现，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并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北京是首都，可以有非常特殊的限制措施，但全国只有一个北京，绝大多数城市的户籍藩篱已经打破，“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只会越来越明显。
越是人口负增长的时代，人口就会越集中。日本东京都市圈和韩国首尔都市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长珠三角已经走在这条路上。
回到开篇的问题，“省域副中心”这件事能成立吗？在我看来，省域副中心的本质，同样是聚集，而不是分流。比如四川省有21个市州，在四川的城市体系里，成都独大，成都之下就是20个普通地级市，在成都和其他地市之间是“断档”的，副中心的本质是要形成在成都和普通地级市之间的“次级中心”。
你猜，这个“次级中心”如果搞得成，它是去吸纳周边地市的人口和产业呢，还是分流成都的人口和产业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省域副中心如果能做成，一定是副中心周围的其他比较小的地级市和县城的资源向当地聚集。省域副中心强了，强省会就会弱？别想了，这是不可能的事。
尤其是在当下，大规模的债务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退潮。国家也不可能再到处撒胡椒面了，有限的资源，一定会被投入到效率更高的地方，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大分化，只会越来越剧烈。
经济的运行，人口的流动，城市的生长，总归离不开客观经济规律的支配。所谓“均衡”的愿望很美好，但它背离规律。大城市只会越来越大，强省会只会越来越强，这才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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