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6日，BuzzFeed的社区管理员凯茨·霍尔德内斯（Cates Holderness）发布了一张裙子的图片，并配文：“现在Tumblr上有很多这个问题的争论，我们需要解决它。”这个帖子还附带了一项调查，在几天内就获得了数百万次投票。大约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裙子是白金色的，其余的人认为是蓝黑色的。评论区充斥着让人困扰的“去检查一下你的眼睛”的呼声，和使用全大写字母的嘲弄指责。
视觉科学家们很快指出，裙子颜色上的差异与照片中环境光的模糊性有关。如果视觉系统认为照片是在光线更偏暖调的室内拍摄的，那么裙子就会呈现蓝黑色；如果是在室外，则会呈现白金色。那年春天，视觉科学协会年会会议（the annual Vision Sciences Society conference）现场演示了一条裙子（据记录为蓝黑色的），并用不同的方式照亮它，以展示环境光线的差异如何改变裙子的外观。但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人的视觉系统会自动推断出不同的环境光线（其中一个预测因素，似乎是某人的典型起床时间：夜猫子会更经常地沐浴在更偏暖调的室内光线中）。
无论完整的解释是什么，这种外观在视觉上的真正差异，能如此彻底地、巧妙地不被我们发现，这一点非常了不起。在#TheDress造成病毒式传播之前，没人知道存在这类特定的、外观上的颜色差异，甚至包括视觉科学家。考虑到要确定这种差异是多么简单，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就像在#TheDress事件中，当我们对如此容易测量的主观体验差异视而不见时，问出“你看到了什么颜色？”其实是如此容易，那么只要知道从哪找和问哪些问题，还有多少这样的差异是能被发现的？
一、心盲与隐藏差异
以火狐浏览器的共同创造者布莱克·罗斯（Blake Ross）为例。在生命的前30年里，罗斯一直认为自己的主观体验是典型的。毕竟，他有什么理由不这么认为呢？后来，他读到了一篇关于无视觉想象（visual imagery）者的科普故事。大多数人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在“心灵之眼”（mind’s eye）中生成栩栩如生的图像，但有些人却不能——这种情况自19世纪就有记载，但直到最近才被命名为“心盲”（aphantasia）。罗斯从这篇文章中得知，他自己也有心盲。他的反应令人印象深刻：“想象一下，某天你的手机因为爆炸性新闻嗡嗡震动：华盛顿的科学家发现了没有尾巴的人类。那么，你是什么？”
罗斯继续询问他的朋友们想象各种事物时的感受，他很快意识到，就像他认为缺乏视觉想象是人类状态的真实情况，他的朋友们也同样认为，自己拥有视觉想象是理所当然的。2016年，罗斯在《Vox》杂志上写道：“在一生中，我从未在脑中让任何东西可视化。我无法‘看到’父亲的脸、弹跳的蓝色小球、童年的卧室或十分钟前的跑步情景……我已经30岁了，但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类可以做到这些。这让我大为震撼。”
伴随这些隐藏差异而来的，是我们发自内心的震惊。我们似乎固执地认为，以某种方式体验事物，是因为它们“就是”那样的。遇到对世界有不同体验的人（即使这种不同看起来微不足道，比如一件裙子的颜色），意味着承认我们自己的感知可能是“错误的”。如果不能确定某样东西的颜色，那么我们还可能在哪些方面出错呢？同样，对于心盲者来说，承认视觉想象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意识到其主观体验与大多数他人的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错位。
研究这些隐藏差异可以丰富我们对心智的科学理解。视觉科学家不会想到，做个夜猫子是否会影响对颜色的感知，但一群人在互联网上比较他们是怎样看一件衣服的，却激发了这样一项研究。对心盲的研究帮助我们了解，缺乏视觉想象的人如何在不使用脑中的明确画面时，完成同样的目标（比如记住客厅的视觉细节）。
一旦我们开始寻找，还会有多少这样的例子呢？按理说，我们在道德上也有必要研究和理解这些差异，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人类的各种状态，并对这些差异感同身受。启人深思的是，一个人可能会对某种情况做出与他人不同的反应，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要做什么”有不同看法，或拥有不同的知识，而是因为他们对这种情况的体验从根本上就是不同的。
二、还有哪些隐藏差异？
在研究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并不关心个体差异。和大多数认知科学家一样，我关注的是操控某些因素，并观察这种操控是如何影响群体平均水平的。在研究中，我感兴趣的是典型的人类认知和感知是如何通过语言来扩展的。因此，在一个典型的实验中，我会操控语言的某些方面。例如，我检验了学习新颖物品的名称是否会改变人们对它们的分类、记忆和感知。这些都是典型的群体效应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我们会比较人们对某些操控的反应。当然，在任何此类研究中，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但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分析群体水平的差异，而非个体差异。
例如，听到“绿色”可以帮助（大多数）人看到更深与更浅的绿色色块间细微的差别。通过让人们同时进行口头任务来干扰语言，会使（大多数）人更难将具有相同特征（如大小或颜色相似）的物体归为一类。但大多数人并不等于所有人。会不会有些人的颜色辨别和物体分类能力得到了语言的积极帮助，而另一些人则没有呢？这种想法让我们开始思考，这是不是与心盲非常相似的另一种隐藏差异？尤其当我们开始注意内部言语（inner speech），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这是人类经验的一个普遍特征。
大多数人报告自己有内部言语。例如，83%的人（在我们4145人样本中的3445人）“同意”或“非常同意”一种说法，“当我阅读时，我往往在‘心灵之耳’（mind’s ear）中听到一种声音”。相似比例（80%）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一种说法，即“我在脑海中用和自己对话的形式思考问题”。当问及社会问题时，这一比例上升得更多：85%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一种说法，即“思考社会问题时，我经常在脑子里透彻讨论它”。
但是，85%的人并不是所有人。不同意这些说法的人呢？其中一些报告，他们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体验到内心的声音。例如，阅读时，有些人说他们只有在故意放慢速度或读到困难内容时，才会听到声音。但也有一小部分人（2%~5%）报告，他们根本就没有体验过内心的声音。
就像终其一生都认为，视觉想象只是一种隐喻的心盲者一样，那些无内心言语者（anendophasia，这是我和约翰娜·内德加德（Johanne Nedergaard）创造的一个术语，用来指没有内心言语的人），他们认为在电视节目中常见的内心独白，只是一种影视表现手法，而不是人们真正体验过的东西。无内心言语者报告，他们从不反复回想之前的对话，虽然他们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但直到开始讲话，他们才知道自己会从嘴里说出什么。
我们禁不住会认为，在使用语言思考和使用图像思考之间，存在着一种权衡。有种广为流传的观点，人有不同的“学习风格”，有些人是视觉学习者，其他人则是语言学习者（事实证明，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正确的）。说到视觉想象和内心言语，我们发现，视觉想象的生动性和内心言语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平均而言，那些报告自己有更多视觉想象的人，也报告自己有更多内心言语经验。大多数声称没有体验过内心言语的人，也报告自己几乎没有视觉想象。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思考过程带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当问及这个问题，我们得到的答案往往非常模糊，例如“我用观点思考”和“我用概念思考”。我们有很多语言，可供谈论知觉特性（尤其是视觉特性），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语言来谈论语言。因此，人们难以表达不含知觉或语言形式的思考是什么感觉，这其实并不奇怪。但是，难于用语言表达这类思考过程，也并不会减弱它们的真实性。这种困难只是表明，我们必须更加努力，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种思考过程是什么样的。
视觉想象和内心言语上的差异，只是冰山一角。其他隐藏差异还包括“联觉”（synaesthesia， 希腊语，意为“感觉的联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听到灯光或尝到声音；以及“内在灰色”*（Eigengrau，德语，意为“内在的灰色”，），一种闭上眼就能看到的灰色。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体验到内在灰色。在我们的样本中，约有10%的人声称，他们的体验与内在灰色完全不同。当闭上眼睛时，他们反而报告，看到了五颜六色的图案或一种视觉静态噪声，就像模拟电视没调到某个频道时一样。
译者注：eigengrau是个组合词，其中eigen表示“自己的”“特有的”“特殊的”，grau是“灰色”。这种颜色又称eigenlicht（德语“内在光”）、暗光（dark light）或大脑灰（brain gray），指人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看到的、均匀的深灰色。该术语可追溯到19世纪。
我们的记忆似乎也存在着超乎预计的差异。2015年，心理学家丹妮拉·帕隆博（Daniela Palombo）及其同事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自传式记忆重度缺失”（severely deficient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SDAM）。有SDAM的人可能知道自己五年前曾去意大利旅行，但他们无法回忆这段经历的第一人称描述：他们无法进行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心理时间之旅”*（mental time travel）。
译者注：“心理时间之旅”是萨登多夫（Suddendorf）和克博里斯（Corballis）等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在加拿大心理学家图尔文（Tulving）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指的是人类在心理上将自我投射到过去，以重新经历过去，或把自我投射到未来，以预先体验未来的能力。
与其他隐藏差异的情况一样，这些个体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不寻常。就像克劳迪娅·哈蒙德（Claudia Hammond）为英国广播公司（BBC）撰写的报道，这个报道是关于苏西·麦金农（Susie McKinnon）的，她是最早被描述的SDAM案例之一。她总是“认为当人们全面深入地讲述自己过去的故事时，他们只是在编造细节来娱人耳目”。
三、这些差异为何隐匿？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视觉想象、内心言语、联觉和记忆方面的差异变得隐匿？我们很容易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直接观察到它们。我们可以看到某人是个真正的飞毛腿，但是，在只能直接接触到自己的现实时，我们怎么知道别人在想一颗苹果时会想象到什么，或者他们在阅读时是否听到了声音？
尽管我们不能直接体验他人的现实，但我们可以通过交流来比较。通常，这非常简单：对于#TheDress，我们只需要互相问问看到了什么颜色。我们还可以问字母是否总是带着颜色出现（一个字形-颜色联觉者（grapheme-colour synaesthete）会说是，其他人会说不是）。没有视觉想象的人会告诉你，他们无法在脑中把苹果可视化，没有内心言语的人会说，他们不会与自己进行无声的对话。其实，一旦我们开始系统地研究，就不难发现这些差异。
矛盾的是，虽然语言让我们能够互相交流体验和心得，领悟主观经验之间的差异，但语言的抽象能力也可能导致我们忽视这些差异，因为同一个词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含义。我们用“想象”（imagine）来指在心灵之眼中形成一幅图像，但我们也用它来指更抽象的行动，比如想象一个假设的未来。心盲者完全有理由不知道，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使用“想象”这个词，是指实际形成一幅心理图像，且该图像拥有一种知觉上的真实。
我们对隐藏差异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自我报告。我们能相信它吗？现代心理学对自我报告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主义也是我学术训练的一部分。最近关于视觉想象和内心言语存在巨大个体差异的报告，常与怀疑相伴出现。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差异反映了什么真实的东西？当人们说他们不拥有内心的声音时，我们真能信他们的话吗？
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关于视觉想象和内心言语等内部主观状态的自我报告？在解决这一更为复杂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考虑简单些的情况。当某人说不喜欢花椰菜时，他们是在报告自己的主观体验，我们倾向于采信他们的话。但也不是必须如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个实验，观察他们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吃花椰菜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有人声称不喜欢吃花椰菜，却一有机会就吃，那可就太让人吃惊了。
当然，“声明偏好-揭示偏好间的差距”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许多研究人员以研究这些差距为业。比如，如果某人生活的文化中，吃花椰菜与较高的地位有关，那么即使人们并不喜欢，他们也可能不得不说自己喜欢吃。反之，有人吃花椰菜可能只是为了避免冒犯主人。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在解释人们的偏好时，要小心谨慎（无论是其声明的，还是被揭示的），但它们并不能否定这样的观点，即在一般情况下，相信人们对自己表现的看法，是理解和预测他们行为的良好指南。
让我们再举一例。你在一个共享办公室里，你的办公搭子说，当恒温器调到72华氏度（22摄氏度）时，他们觉得冷。你是信他们的话，还是说“但72华氏度是适当的室内温度呀，你怎么会觉得冷呢？”假设你测量了他们的皮肤温度、深部体温，甚至给他们扫描了一个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显示其脑岛的激活情况。但这些都不能让你断言他们没感觉冷。这些措施都无法否定他们的自我报告。如果一个人担心失温（hypothermia），依靠客观测量可能是合适的，但如果目标是了解一个人感受到了什么，自我报告胜过客观测量。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内在的主观状态，如孤独感、痛觉和敬畏感。要测量孤独感，仅仅计算一个人与多少人聊天或成为朋友是不够的，因为一个人活跃的社交生活可能是另一人的深度寂寞。我们可以通过客观的测试来判断是否有流感这种流行病，但诊断“孤独流行病”却需要考虑人们是否感到孤独。这也是为何即使拥有一切可用技术，去测量人们的生理状态，但在痛觉上，我们还要继续依赖疼痛量表这种简单的自我报告形式。如果在涉及偏好、情绪和痛觉时能认真对待内省判断，那么在涉及视觉想象和内心言语等主观体验现象的差异时，我们为什么会对内省判断更加怀疑呢？
一种可能是，我们能够对某些事情进行可靠的内省，而对另一些事情则不能。也许我们能够可靠地报告“基本”状态，如痛觉和是否喜欢花椰菜（不过，即使在此处，人们的自我报告能力也可能存在差异），但在其他情况下，我们的内省却会失效。例如，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高于平均水平——这就是所谓“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Effect）*的众多例子之一。
译者注：“乌比冈湖效应”，心理学术语，指人们总觉得自己高出平均水平的心理倾向，源自美国广播节目主持人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的虚构广播新闻“News from Lake Wobegon”。凯勒在节目中虚构了一个叫“Wobegon”的小镇，他宣称镇上“女人都很强壮，男人都长得很帅，孩子都在平均水平之上”，但发生在镇中的“新闻”却表明，情况恰恰相反。
我们也可能在另一个方向上弄错。在一项典型的内隐学习研究中，受试者会接触到遵循特定规则的闪光、声音或形状序列。随后，他们必须辨别新的序列是否遵循同样的规则。受试者往往觉得自己只是在猜，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什么也没学到。然而，他们的行为可能远远高于随机水平，这表明他们实际上学到了一些东西。在这些情况下，“不正确”的自我报告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它让我们了解到受试者的主观现实（他们认为自己的驾驶能力在百分制内处于80分的水平，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猜测，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而实际上他们已经学到了）。但与此同时，这些自我报告并不能反映客观现实。对于预测某人能做什么或可能做什么，这些自我报告并不能提供很好的指导。
最后，让我们想想梦。在1958年的一项调查中，费尔南多·塔皮亚（Fernando Tapia）及其同事报告，只有约9%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的梦包含色彩。同期的其他调查也报告了类似的低比例。十年后，情况发生了转变，绝大多数人表示梦中有色彩。哲学家埃里克·施维茨格贝尔（Eric Schwitzgebel）认为对这种差异有几种解释。一种可能是黑白照片和电视改变了梦的内容。随着彩色电视逐渐成为主流，彩色又重返人们的梦境（“重返”是因为，在更遥远的过去，研究中人们并没有声称自己做的是黑白梦）。
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电视会对梦的现象学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毕竟，这个世界从未失去它的万紫千红。施维茨格贝尔认为，替代解释是“至少有些人一定在很大程度上搞错了他们的梦”。我们报告梦境知觉内容的能力可能根本不可靠，而且，由于没有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主观的报告，我们无法真正知道这些报告是否反映了任何现实，无论是不是主观的现实。
那么，为什么人们在特定时间内的报告会有一致性呢？也许是因为，不存在好的渠道去接触自己的现象状态（phenomenal states）时，人们只能做出他们认为最合理的反应。20世纪50年代，主流的科学观点是梦缺乏色彩。因此当被问及时，受试者只是简单地照搬了这一主流观点。后来，主流观点发生了变化，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了。施维茨格贝尔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反映出“正确的”现象学，因为在梦的色彩方面，我们根本没有有效的内省措施。
四、我的体验是否就是真实？
如果关于视觉想象和内心言语等现象状态的报告，就像关于梦的报告，那么我们就非常有理由对此持怀疑态度：内省的差异是否描述了人们实际经验中的真实差异。如果它们更像是关于偏好和情绪的报告，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采信人们的说辞。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要人们以特定方式反应的社会压力。若拥有生动的视觉想象是艺术院校的入学要求，那么有抱负的艺术家都声称自己拥有非常生动的视觉想象，我们也不应感到惊讶。若阅读时听到声音被视为精神疾病的征兆，那么人们就不太可能说自己阅读时会听到声音了。
建立自我报告的有效性，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来实现。首先，我们必须证明一致性。如果某天人们说他们经常体验内心言语，而第二天又说从未体验过，那我们就遇上问题了。事实证明，人们的报告是高度一致的。相隔数月进行的内心言语问卷调查显示出很高的相关性（与此同时，罗素·赫尔伯特（Russell Hurlburt）利用描述性经验取样法（descriptive experience sampling，即在一天中的随机时间点调查人们的所思所想）所做的工作确实表明，人们高估了其思考中出现内心言语这一形式的比例）。
我们还可以看看被报告的现象学差异是否能预测客观行为的差异。这在梦的研究中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视觉想象和语言理论，对视觉想象和内心言语的多寡所带来的行为后果做出具体预测。自我报告的现象学差异可以与客观行为的差异联系起来。内心言语较少的人更难记住单词列表；视觉想象较少的人在描述过去的事件时会报告较少的视觉细节。
据报告，在更多的自主生理反应方面也存在差异。更多的光线进入瞳孔会导致它收缩。但仅仅想象太阳等明亮的东西也会引起（较小但仍可测量的）收缩。心盲者对光线的实际变化表现出完全典型的瞳孔反应。然而，他们的瞳孔不会因想象中的光线而变化。与此同时，许多假定的行为差异并没有被观察到，因为人们似乎会用其他方法补偿这些功能，例如，我们发现了在没有明确视觉想象的情况下，记忆详细视觉内容的方法。事实证明，这种补偿是有益的。自传性记忆差的人可以找到其他方法来记录信息，这有助于延缓衰老过程中的认知能力下降。
另一种确定有效性的方法是，我们可以探询，是否能够追溯其神经及生理学的客观指标。如果报告的视觉想象差异仅仅是人们的臆想，或者仅仅是受试者为了迎合研究人员的期待而作答，那么要是他们在fMRI测量下的脑连接和功能激活有所不同，这将令人惊讶。不过这正是我们的发现。
弗雷泽·米尔顿（Fraser Milton）及其同事扫描了几组被认定的心盲者和超幻者（hyperphantasics，视觉想象异常生动的人）受试者的影像数据。当要求他们躺在扫描仪内并注视屏幕上的十字时，与心盲者组受试者相比，超幻者组在前额叶皮层和枕叶视觉网络间有更强的连接。研究人员还要求受试者观看并想象各种名人和名胜。结果显示，相较于心盲者组，在左侧前顶叶区域，超幻者组在知觉与视觉想象间的激活差异更大。在许多测量指标上，具有典型视觉想象的人往往介于心盲者组和超幻者组之间。
人们对内心言语差异的神经相关物知之甚少。在语言神经生物学学会2023年会议上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杨晖超（Huichao Yang，音译）及其同事发现，人们报告体验到内心言语的多寡，与其语言网络的静息态功能连接（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之间存在关联。
末了，尽管不知道变成他人是什么感觉，但我们可以比较自我的现象学在不同时期有何异处。存在大量脑损伤患者会丧失视觉想象的报道，以及一些丧失内心言语的案例。更难以忽视的是，有些人自我报告称，他们以前能想象事物，现在却不能了（尤其是当这些自我报告被客观行为的明显差异所证实时）。
霍尔德内斯向世界介绍#TheDress的配文还有第二部分。“这很重要，”她写道，“因为我觉得我快疯了。”同样的图像在不同的人眼中可能是不一样的，这种想法令人震惊，因为它威胁到我们深信不疑的观点，即世界就是我们自己所体验的那样。当心盲者了解到其他人能形成心理图像时，他们就会领悟到，他们甚至不知有此可能性的事，实际上是许多人的日常现实。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动摇。
然而，了解我们现象学的各种形式，在科学和道德上都是必要的。在科学上，它可以防止我们宣称，大多数人的经验（或科学家的经验）就是每个人的经验。在道德上，它鼓励我们超越“认识你自己”这一可能导致过度内省的古老建议，努力去认识他人。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敞开心扉，接受一种可能性：他们的体验可能与我们自己的体验大相径庭。
原文：https://aeon.co/essays/the-moral-imperative-to-learn-from-diverse-phenomenal-experiences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Gary Lupyan（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心理学教授，研究语言对认知的影响），译者：绒球兔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