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一年，除了一部分还在盼着郑爽复出的粉丝，时刻关心这位前顶流明星动向的人里，一定有张帆。
他不会错过任何一条和她相关的新闻。从年初郑爽前夫张恒指控她虐待孩子，到她输掉一桩桩官司、背上几千万乃至上亿元的赔偿款，又因为逾期未执行判决成为“老赖”、被限制高消费，再到如今又被爆出弃养消息，每一条他都翻来覆去地看。
他不是狗仔，也不是私生饭，却比他们更想知道郑爽在哪里。从国内到美国，他调用了自己全部的资源寻找郑爽的踪迹。有人在网上公布了郑爽在丹佛的地址，他立刻去找，但等他到了，那个家“已经全都搬空”。他甚至找遍了附近全部的搬家公司，打听行李最终的目的地。
最终，他“花了一点钱”，得到了一个模糊的地址。最接近的时候，“拍摄照片的人离她只有几米远”。
张帆对郑爽穷追不舍，诉求很简单——让她还钱。2019年，拿出3000万投资郑爽主演的《绝密者》之前，张帆不会想到未来会踏上如此漫长的追债之路。
郑爽2021年先后被曝代孕、偷漏税等问题，让《绝密者》的播出变得遥遥无期。投资方此前和郑爽方面约定，演员需要保证在合同履行期间及电视剧完成首轮发行、播出完毕之前，遵守法律法规。一旦因为个人原因影响剧集播出，投资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退还酬金，并支付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
▲ 国家税务总局对郑爽案件的通报。图 / 国家税务总局官网
历经接近两年时间，张帆也确实在2022年底，等到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要求郑爽酷酷熊工作室和郑爽100%控股的九江羊群效应工作室，退还《绝密者》出品方尚晖影视的服务费共1.2亿元。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整部剧的拍摄周期为61个工作日，按照天数计算，郑爽的日薪接近200万。同时各方约定，一旦因为片方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一个工作日需要支付给郑爽220万元（含税）。
郑爽出事的2021年，又被称为明星的塌房元年。同一年，偶像歌手王力宏被指婚内出轨、钢琴演奏家李云迪因涉嫌嫖娼纷纷被卷入负面新闻中。而品牌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肌肉记忆——第一时间删除合作物料、声明与其终止合作。
走到诉讼这一步的，还是少数。演员邓伦涉嫌偷逃税款消息曝光后，他所代言的云米科技向他提起了服务合同纠纷诉讼。而邓伦签约为云米代言人之后，云米科技2021年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销售和营销开支达到1.8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一部分可能包含邓伦的代言费用。目前这桩案子也已经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上亿的服务费和千万级别的代言费，只是流量明星们彼时“正常”的水平。直到2021年张恒曝料，外界才知道郑爽2019年通过阴阳合同在《倩女幽魂》(更名为《只问今生恋沧溟》)项目中获得收入1.6亿元，日薪超过208万元。一度，新的计量单位诞生了——“一爽”等于1.6亿，“爽一天”等于208万。
《绝密者》不是郑爽暴雷事件唯一的受害者。郑爽和韩国演员李钟硕主演的《翡翠恋人》制作方东开之星的起诉，同样进入了强制执行阶段，郑爽被判返还服务费3050万元，同时赔偿电视剧制作方经济损失6000万，共计9050万。
作为《绝密者》个人投资方，张帆觉得他和影视投资公司的处境不一样。“公司的话，（债务）早晚都是一个应收账款挂着，但是我是一个纯个人债权人，最着急的是我。”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钱能找回来吗？没有确定的答案。张帆只能依靠朴素的方法，要么找到人，要么盯住钱。
为了找到郑爽，张帆穷尽了所有方法。在美国的二十天里，他前后去了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加州和纽约。他不止一次想象过找到郑爽的场景。他会像所有债权人那样问她：到底什么时候还钱？
想象中的对质没有发生。因为即便看到郑爽，张帆也不能和她说话。律师提醒过他，国内的债务还没有在美国境内得到认可，对方可以随时报警“指控跟踪或者恶意讨债”。
无法和郑爽面对面，他就托中间人去传话，试图给对方制造一些人情压力。但对方告诉他，郑爽原话是“你不要跟我谈这个事了”。
找不到人，找到钱也可以。2021年3月，郑爽与前夫张恒的抚养权官司在美国丹佛法院开庭。外界关注的是对郑爽“虐待动物、情绪不稳”的指控，而张帆无暇顾及这些，他通过各种渠道看到了郑爽向丹佛法院提供的境内外资产明细报表，“其中有单一项就超过318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3亿元）”。
但知道对方有能力偿还也无济于事，他的追债进度条依然停留在原点。
站在高处的明星急剧坠落，郑爽并不是第一个。
2002年，国民女演员刘晓庆因为偷逃税款，在秦城监狱度过了422天，没有多久，刘晓庆宣告复出；和刘晓庆一样出演过武则天的范冰冰，因为偷逃税而“消失”前，以3亿元收入高居福布斯名人榜榜首。比起演员的身份，范冰冰更像是资源和流量的绝对赢家。有媒体统计，顶峰时期，她曾经是7家公司股东，5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兼任3家公司的高管。跌落之后，所有的影视项目停摆，上市公司陷入债务泥潭。而随着热钱涌入，有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进入了名利场，期望在资本市场打滚几番后能大赚一笔。张帆就是其中之一。
追债追到无路可走之前，张帆的故事有个烈火烹油的开头。
《绝密者》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投资影视剧，就押上了3000万的赌注。这么大胆，和当时项目的状况以及行业气氛不无关系。
那部剧在2018年底完成了拍摄，张帆第一次介入项目时，已经是后期制作阶段。不能说他不谨慎，打款之前，他调研了片方背景，也和主创班底一一聊过，甚至还看了五六集的粗剪样片，“（质量）肯定比不上《暗算》《风声》，但作为一个流量明星主演的谍战剧，相信受众可以接受”。
最主要的是，几家头部视频网站，都已经和发行公司签好了版权采购合同。这在业内几乎算是板上钉钉了。张帆算过一笔账，只要播放平台打款完毕，扣除发行、代理和税款等等支出后，这笔投资的收益率还能超过50%。
这么稳赚不赔的买卖，不是谁都有份参与，得靠熟人介绍。张帆的份额是从朋友公司那儿接手的，帮他搭线的人，也是一位多年好友。项目里的每一个人都对这部剧的前景信心满满，他说，朋友“如果不是因为急需现金流开拍新戏”，也不会把自己手里的份额转给他。
面对如此高的投资回报率，张帆判断这个项目“没有任何风险”。下一句话，几乎每个投资失败的人都说过，“我以为这就是一笔定存”。但显然，名利场不是银行。
不是没有传出过危险信号。就在张帆投资几个月前，《绝密者》的主演之一赵立新因为言论问题公开道歉、注销微博。为求稳妥，后期团队立刻启用了Plan
B，让备选演员上，“AI换头之后，终于拿到了发行许可”。
彼时，张帆还用“打听业内八卦”的心态来了解郑爽。这也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人有一些“不太寻常”的地方。作为主演之一，郑爽也是拍摄团队抱怨的焦点。偶尔，郑爽会从片场无故消失。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来，“但开机了，这么多人都（耗）在这里，每天都是钱”。
2020年，郑爽做客综艺《拜托了冰箱》时竟然也坦然承认了这一点。一众嘉宾谈及拍戏的艰辛时，郑爽一脸不解。当被主持人何炅问到她拍戏经历过哪些辛苦时，她的回答是“没有”，因为“不开心就不拍了”。另一位嘉宾魏大勋谈到自己拍戏，最多的一次拍了34个小时，郑爽歪过头问魏大勋：“你为什么就不能像我一样潇洒地走开呢？”
张帆也很好奇，为什么郑爽总是可以“潇洒走开”，而整个制作团队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制衡的方法——除了在微信上没完没了的说服。她消失的时间不等，少的两三天，多则一个礼拜。回到现场，也不会有人责怪她，“都拿着（她）当宝贝，能哄回来已经不错了”。
过去十多年里，资本疯狂涌入影视行业，某种程度上，也重构了行业的规则。
起初，咖啡厅里人人都在谈论“归国四子”的神迹——只要请到最具流量的几张面孔之一，项目就能从无到有地拉起来。流量迅速转化成点击量、代言产品销量和电影票房，演技、唱功究竟怎样很难评判，也有诸如“绿幕抠图”和“电音”等手段去修饰，但流量和数据却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
那段时间，没有人怀疑流量变现的效率。吴亦凡也贡献过这样的名场面。电影《西游伏妖篇》的采访中，记者问徐克和周星驰两位导演为什么启用吴亦凡，两位导演还没开口，边上的吴亦凡立刻回答：“一定是因为我演技好。”两位导演几乎同时大笑。而最终，这部电影的票房成功突破15亿，成为当年春节档票房冠军。
旧时代正在悄悄瓦解，成为稀缺商品的流量明星正在逐渐登上权力顶峰。
2017年，SMG影视剧中心主任王磊卿曾在SMG制播年会上透露，“仅在2016年一年时间内，一二线演员的片酬增长了近250%，一部成本3亿元的电视剧，明星拿走2亿元片酬。”
不同于视频平台给制作方的钱迟迟不来，制作方给郑爽的1.2亿服务费，却是早早地打到了她公司的账上，作为顶级流量的强势尽显无遗。
流量明星即便是情绪失控，都能成为片酬上涨的砝码。郑爽不论是在综艺还是直播中崩溃，都能迅速转化成一条条热搜。她也曾经发表过“热搜助我涨片酬”的著名言论，她多少有些得意，“舆论会把我往前推，片酬就会涨”。
不止是合作团队无法管理艺人，就连代理律师甚至都不能完全了解明星。2021年7月，吴亦凡事发前，工作室依然出具了律师声明，认为所有的指控都是不实言论，侵犯了吴亦凡的名誉权。打脸来得很快，就在当月，朝阳警方通报吴某凡因涉嫌强奸被依法拘留。
王静作为一位资深律师，也在为多名艺人服务。她理解与艺人建立信任的难度，“客户是明星，他忙着赚钱，没有空亲自来见面也可以理解”。很多律师多半只能见到拍着胸脯担保孩子人品的父母，“但其实谁也不能真正了解另外一个人”，尤其是当名利汹涌而来的时候。
在张帆的设想里，他原本也可以在这场流量盛筵中，分得属于自己的一杯羹。毕竟谁不向往财富呢？如果它唾手可得，而自己又能牢牢掌握它。
他一度像是真的买入了大额存单一样，忘记了这笔投资，“只等着回款”。直到2021年1月，一通电话打碎了这个美梦。
转手股份的朋友，试探性地问他有没有看到郑爽代孕生子的热搜，张帆一瞬间心就凉了。直觉告诉他，回款等不到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所有播出平台的款项还没有进账，投资方一下子被甩到了空中，“出事儿出得太快了”。
和这个行业里大部分人一样，张帆想私下解决，起码不要走到诉讼这一步。最大限度止损的办法只有一个——让这部投资高达3亿的电视剧顺利播出。
他希望郑爽能承担换角重拍或是AI换脸的成本。不论哪种方案，起码也需要几千万。王明松是一名资深制片人，也认为“大致需要这个数字”。
进入谈判阶段，郑爽家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赔偿3000万现金和一辆二手劳斯莱斯汽车，先完成车辆过户，3000万现金在当年春节后转账。走到这一步，张帆宽慰自己，“只要对方能承担换头或者换角的成本，这事就过去了，不纠结”。
很快，约定中的那辆车以700万的价格转卖。但直到过完年，投资方也没有收到后续的赔偿。再追问郑爽家人，对方的原话是“不要再联络了，（郑爽）已经去美国打官司了！”从此之后，《绝密者》最主要的投资方尚晖影视开启了长达两年的追债诉讼。
漩涡中心的郑爽失去了聚光灯，黯淡下来。而一颗大雷被引爆的后坐力远不止于此。一直以来，舞台中央的明星，串联起幕后无数从业者和台前的观众，流量模式真正奖赏的不是实力、不是努力，而是生产力——谁能给制片方和广告商带来更高的关注度和收益，谁就可以继续留在这个体系。
而流量捕手们“塌房”后烟尘四起，从投资方到后期的剪辑师，都不得不面对一座座新的废墟。
在影视行业工作多年的赵欣芸一度就为《狂飙》捏了一把汗。播出接近尾声的时候，扮演毒贩钟阿四的特约演员韩朴俊，被曝出实际身份是因吸毒而被封杀的歌手含笑。剧组快速发布声明，解释对方是以韩朴俊的名义投递了简历，并将删除对方戏份。
几乎每个从业者都能数出来几个因为“塌房”而重拍的项目。2015年上映的电影《捉妖记》就是其中之一，出品人江志强也曾经考虑过将主演柯震东“换头”，他曾找到好莱坞电影《返老还童》的特效化妆团队，对方报价高到“比重拍还贵”。
最终，这部电影选择换掉柯震东，追加制作成本超过7000万元。幸运的是，这部电影最终以24.4亿的票房收入问鼎了当年的冠军。
但似乎，数得出的幸运儿也只此一个，更多的项目在经年累日的等待中被拖垮。即便是对一家上市公司来说，从巅峰坠落谷底有时也只需要一部积压剧。
律师王静印象最深的案例是《巴清传》的投资方唐德影视。整部电视剧的制作成本超过5.8亿元，号称“亚洲电视剧制作历史单体最大投资”，但因男女主演高云翔与范冰冰先后卷入负面新闻，播出计划一再搁置。
出品方唐德影视公开称，更换角色需增加拍摄成本3000万。而从此之后，唐德影视元气大伤，至今没有挽回颓势，市值不足巅峰期的四分之一，“即便进入诉讼阶段，（影片积压）的主要责任都很难厘清。因为出问题的环节太多了”。
还有一些时候，没有人能说清问题出在哪里。
赵欣芸透露，一部改编自小说的电影，因为演员之一被指曾经吸毒而迟迟无法上映。制片方试过各种方法：用AI技术换脸，样片投到大银幕上，立刻成了“灾难”；删除演员戏份也不行，因为角色是贯穿的线索人物，一旦删除整个故事就无法成立；换人重拍，又意味着至少增加几千万的成本。投资方最终决定“认了”，什么也做不了。最难以接受的是，他们甚至连讨债都不可能，“没有蓝底白字的通告，就没办法认定责任”。
上游投资人拿出真金白银，到了影视行业的下游，制作团队们要付出劳动力，在废墟上“灾后重建”。后期制作们的需求从帮艺人P图，渐渐变成了把艺人P掉。
一位综艺后期制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为了让一位卷入负面新闻的歌手从舞台上消失，他的CG特效团队模糊处理，就像是给照片P图，只不过每一秒镜头就有25帧。4分钟的舞台表演，相当于要精修6000张图。
作为影视作品的播出方，也是风险共担者，各大视频网站也会被层出不穷的暴雷事件吓破胆。为了降低风险，基于大数据的AI选角系统被开发出来，只要自制影视剧进入选角阶段，系统就可以给出可能存在的风险提示。各个咨询公司也会提供单价数万元的选角报告，号称能给每个艺人做一次全身扫描。但王明松却觉得明面上的风险都算不上风险，“还不如问问他合作过的熟人更实用”。
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制片方和广告商，会在和艺人签合同时，要求加入“艺德条款”。每个可能的塌房理由都如实记录在册，不沾染黄赌毒、不偷税漏税只是基本，“确保粉丝、家人、员工不卷入负面新闻”也成为常规表述。郑爽事件之后，最新加入的是“不代孕、不弃养、不违背公序良俗”。
艺人需要确保自己稳稳地站在这些条条框框之内，否则将面临高昂违约金。有时候，严苛的艺德条款也是一种试探，“如果发现艺人非常在意某个条款，通常意味着在这方面存在风险”，王静说。
虽然合同的约定正变得越来越详细，但它们通常仅止于法律层面的“震慑”作用，执行起来并不容易。
在影视行业接近二十年，王静很少见到真正进入诉讼程序的公司和品牌。作为需要长期经营形象的主体，卷入诉讼就意味着成为一个负面焦点。大家都希望能通过资源置换、退款私下解决，“能不诉讼就不诉讼”。
这种隐忍有时也能从新闻中透出端倪。
几天之前，因家暴指控而隐退的蒋劲夫因为涉及诉讼而重新回到聚光灯下。这场纠纷已经长达7年。故事都是相似的。2017年，上市公司大晟文化子公司霍尔果斯中联从苏州传视手中收购30%
的投资份额，出资5040万元投资蒋劲夫出演的电视剧《米露露求爱记》。而蒋劲夫单片片酬超过6900万，超过了总成本的40%。
雷很快落下，蒋劲夫涉及家暴指控，电视剧迟迟不能上映。投资方的选择，也并不是提起诉讼，而是想办法“息事宁人”。
一度，他们也试图“换脸”，但想到“预计收益很可能为零”，又没能下狠心继续砸钱。直到2020年底，苏州传视才与蒋劲夫工作室签署和解协议，约定蒋劲夫向苏州传视退回1118万元，同时在四年内，免费参演苏州传视主投的两个新的影视项目。但随着市场对艺人监管趋严，事实上即便免费出演，电视剧未来也很难播出，更不可能收回投资。
而在王静看来，即便投资方起诉，投资方也大概率无法挽回损失，“赔偿整个项目的钱，没几个艺人能拿得出来”。
郑爽出事后，张帆很长时间内都在焦急观望。真正推动他追去美国讨债的，是朋友的起诉。
为了拿下《绝密者》10%的投资额，张帆向朋友借了接近900万元。两年之后，包含利息、滞纳金，这笔欠款已经上升到1400万。朋友看他迟迟没能还款，也将他告上了法庭。
张帆没有退路，何况背后还有《绝密者》的制片方尚晖影视和其他投资方。按张帆的说法，他成了所有债权方唯一的希望。他每天都要在电话里、微信群里和各方同步进展——今天到了哪座城市、见了什么人。但实质的讨债进展是什么呢？“没有。”
显然，他也低估了跨国追债的难度。在出发之前，他和律师还在想办法，“努力找到国内可以执行的财产、新的流水证明”，甚至考虑过能不能把郑爽父母加入被执行人中。但真正到了美国，所有积极的念头都烟消云散了，他反复说自己非常无奈，“没有任何办法”。
▲ 2023年12月7日，郑爽被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告强制执行9050万元。图 / 天眼查
截至去年10月初，投资方都没有收到一分钱。企查查信息显示，截至目前，郑爽依然因为1.2亿服务费而被限制高消费。
失去1000元的痛苦很容易想象，但失去3000万，甚至失去一生的积蓄到底意味着什么，张帆也说不清。唯一确定的是，追债、处理由追债衍生出的麻烦，已经成了他生活的唯一重心。
失去了钱，朋友几乎也消失了，借钱给他的人是从前“恨不得每天打电话，每天一起玩”的发小，但现在，聊天的气氛变得愈发尴尬。拿起电话，张帆常常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没有人想听我的糟心事，但什么时候能还钱，我也说不出来”。家人也在为他担心，因为资产被冻结，起诉郑爽的诉讼费都是家人垫付的。
因为欠债方曾经是坐拥无数粉丝的明星，又把他拽入了舆论的战场。2023年年初，他开始在网上实时更新自己的追债进度，和郑爽隔空对峙。张帆指出郑爽拒不履行法律判决，但对方也晒出了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的截图，认为自己“依然在努力履行、商量拟定合理的还款计划”，“太阳不会永远被乌云遮住，光明终究会到来”。
他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从何泄露，但从进入二审程序开始，他时常能接到郑爽粉丝打来的电话，“除了谩骂，就是指责”。久而久之，他连手机也不怎么看了，“太闹心”。
而在“塌房元年”之后，一度高速运转的娱乐机器，背后的算法也在重新校准。
风向渐渐变了。从前财大气粗的视频平台，也开始频频提及精品化。腾讯内部公认的几款大剧包括《漫长的季节》《三体》《繁花》在内，纯粹的流量明星消失了。爱奇艺的CEO龚宇在2023年的演讲里，说得更加直白——未来做剧，不迎合平台、不迎合粉丝、不迎合爆款，“我们有惨痛的教训，为了迎合粉丝选了一些角色，最后的戏没法看，惨不忍睹。这种迎合粉丝当然也是在迎合流量”。
而明星的消长就如同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在《幻象》中写的那样，名人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用来取悦、安慰、迷倒并恭维我们。他们可以迅速制造，迅速替换。
只是，曾经痴迷偶像的粉丝或许可以迅速找到代餐，被偶像的垮塌绊倒的人，却需要一个强大的心脏补上债务的漏洞，和自己和解。
本文转载自【每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