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金收支矛盾削弱其保障能力，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应成为各主要经济体无法绕开的趋势。
根据最新公开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平均寿命达到了81岁，至少3/5即将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6.3岁，女性推迟到65.8岁。丹麦、意大利、爱沙尼亚、瑞典、荷兰未来的退休年龄也将达到或超过70岁。
总的来讲，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主要措施是：多个支柱共同支撑、逐步推进（每年延长1-4个月不等）、弹性延退、男女统一，以及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在35年以上。
欧美国家往往通过至少数十年的制度变革，以实现稳定性和持续性，且普遍能在最初几年收到积极的效果，但随后因为资金收支失衡等实际国情而逐渐出现阻力、不足，甚至副作用。
德国：项目经理临近退休被辞退，生活无聊找“短工”
欧洲国家延迟退休更多是为了增加劳动力供给，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引擎”德国。
据可考查历史资料，德国的前身普鲁士在1889年率先实施与年龄挂钩的国家养老制度，当时首相俾斯麦将70岁定为退休年龄，而普鲁士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直到1916年，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将退休年龄降至65岁，而战后德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7.1岁。此后近一个世纪里，德国法定退休年龄维持不变，65岁也逐渐成为其他国家的参考标准。
自1980年起，德国的养老金体回报率下降、成本上升，逐渐不可持续。该国政府规定，从2012年开始以月为单位逐步将男女退休年龄统一提高到2029年的67岁。政府还通过与工会合作建立灵活的制度，以满足工龄超长、重度残障、工作环境恶劣等群体等各方的利益诉求。
具体来看，最早领取退休金的法定年龄为67岁，或者工作满40年也可以在63岁时就退休，享受全额退休金。另外，累计交纳35年养老金的人士也可以提前退休，但金额略有缩水，而如果67岁后仍继续在岗发挥余热，则有额外的可观收入。
除了政府统筹的基本养老，德国还有国家支持的附加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及商业养老保险，这两项都要求缴纳20年，退休之后有每月数百欧元的额外收入，且可以参与抵税。
德国当地人士告诉界面新闻，长期坚持延退政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实起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该国55-64周岁的老年就业人数从2012年的62%上升到了10年后的72%，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
如今德国人均寿命高达81岁。2010年，平均每四个德国劳动者供养一个退休人员，但30年后，将只剩下两个供养一个。2022年，养老金危机再现。德国雇主协会总会主席杜尔格发出警告，如果再不改革，养老金制度将在5年内崩溃。
今年65岁的瓦格纳（Friedrich Wagner）在年轻时从事医疗护理工作，后进入物流工程领域并深造至博士，现居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基地不来梅。他和从事护理工作的妻子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婚，小儿子仍在读大学。
两年前，在戴姆勒集团任项目经理的瓦格纳被要求拿赔偿金大礼包走人，或者接受外派去东欧国家。他最终选择了领赔偿金离职。之后一年，瓦格纳通过旅游和资助儿子置业将赔偿金挥霍殆尽。
根据法律规定，他有权领取为期一年的“一期失业金”，大约为税后工资的65%，第二年可以领“二期失业金”，但金额减少，还需要定期去劳动局证明自己正在积极找工作，否则必须参加劳动局推荐的岗位面试。
考虑到年龄问题，且不愿意去劳动局报到，瓦格纳放弃了二期失业金。被解雇前，他的年薪约5.6万欧元左右，略高于德国平均水平。其妻子仍在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的员工，年薪约4万欧元左右。由于赔偿金已经耗尽，如今家庭开支依靠积蓄、定投股票收益以及妻子的收入。
瓦格纳对界面新闻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进行退休金制度改革没有问题，每个人都是自己养老的负责人。”未来，他计划从事每个月收入在450欧元以下、每周10小时以下、无需缴纳社保和所得税的“短工”，一方面是补充家用，同时也为了打发闲散时光。
法国：政治雷区、阶级博弈
在欧盟的另一大核心国，以养老金为核心的退休改革关乎社会各阶层博弈和利益取舍。2023年法国人口预期寿命达到83.35岁，而改革前62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也是七大工业国中最低的，60-64岁人群的就业率已低于欧洲平均水平。如今法国政坛甚至有将退休年龄降至62岁的讨论声音。
在布鲁盖尔研究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任职的高级政策研究员科克加德（Jacob Funk Kirkegaard）对界面新闻说，法国人将退休视为“社会权利”，之所以改革难以推动，主要原因是各群体存在巨大鸿沟，特别是公共部门等利益群体竭力要求保持现状。
法国原来的双轨制养老金体系可分为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商业性养老保险三大支柱，不仅拥有涵盖全体就业者的基本体系，还有特别针对农民、铁路、电力、医护等行业的42项特殊制度，为这些从业人员提供缴费年限短、退休年龄低、待遇相对较高等优惠措施。
以巴黎大众运输公司为例，其员工在55岁左右退休即可直接领取养老金，参照标准为退休前最后6个月的工资，而民营部门的养老金基准则是职业生涯中工资最高的25年的平均值。
在第一个任期内，马克龙政府尝试养老金制度改革。其调节贫富差距、收入再分配的初衷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支持。马克龙于2019年底推行的全民统一积分方案触碰了上述42个职业群体的利益，引爆了交通、教育、医护等公共行业的全法大罢工。
马克龙的这一宏大愿景随后相继被“黄背心运动”、新冠肺炎、高通胀危机打断，越来越被视作冷漠无情的领导人。从多个民调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不相信政府的改革公平或有效。
进入第二个总统任期的马克龙力保执政遗产，于是在2023年初跳过国民议会表决，动用宪法49条强制通过了养老金改革法案。根据新改革，从2023年9月开始，法定退休年龄将每年延迟3个月，最终目标是到2030年从目前的62岁提高至64岁。上述庞大的公共部门成为损失最大的群体。
2027年之后，大多数劳动者需要工作至少43年才能拿到全额退休金，比原来增加一年，这一条适用于民营和公共部门。如果未符合条件，劳动者要到67岁时退休，才有资格领取全额养老金，但警察、消防员、狱警、消防员、海关官员等从事体力或脑力繁重工作等共同部门岗位仍可以提前退休。
新法案保证退休人员的最低养老金收入不低于最低工资的85%。另外，为了鼓励生育，在法定退休年龄（64岁）前一年已累计缴纳43年养老金的父母将获得占养老金5%的额外奖励。
养老金开支带来的财政压力也是马克龙政府必须考虑的事项。预计到2025年，法国财政赤字可能增加到172亿欧元。法新社指出，如果不采取措施来控制公共预算，预计明年法国的赤字将达到GDP的6.2%，大大超出欧盟规定上限（3%）。刚上任的右翼共和党总理巴尼耶甚至提出对富裕家庭和大公司增税。
除了民间抵制，退休改革的出台同样在政界引发震动。马克龙所处的中间阵营已为此付出了丢掉国民议会绝对多数席位的代价。尽管总统在法国享有凌驾于其他立法机构的特权，但马克龙的政治力量已被大大削弱。
新人民阵线和国民联盟都希望将法定退休年龄恢复至62岁。法国公务员的许多养老金通过债务融资，如果未来马克龙的改革被推翻，退休年龄降回到62岁，每年将花费约160亿欧元的财政支出。
极右翼领导人、“造王者”勒庞带领的国民联盟正试图利用公共压力加大对马克龙新内阁的压力、推翻养老金改革。代表铁路工人利益的两个主要工会已申请在10月1日进行罢工，并号召全法各行业工会团体加入，包括教师和医生。工人运动是法国的特色，如今已发展成主张经济利益的政治权利。
公开统计显示，法国人平均每年有114天在罢工，且一般选择在工作日进行，这样就对公共生活带来很大压力，尤其是垃圾收集、火车和航班以及电力供应等服务。
美国：提前部署、多支柱支撑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老龄化压力相对较小，劳动年龄人口长期维持在稳定水平，因此更有条件采取渐进退休计划。
资本家往往能提前感受到危机。他们更为主张延迟退休，以及支持个人退休储蓄。68岁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近日在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采访时表示，只要身体允许会继续全职工作，他还希望像老朋友巴菲特一样再工作二三十年。而72岁的黑石集团CEO拉里·芬克也在致投资者信件中呼吁美国人通过延长工作年限来渡过养老金危机。他指出，65岁退休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产物，应大幅提高。
芬克提到的大背景，正是美国“社会保障”系统（Social Security）信托基金储备将在2033年耗尽，比之前的预期又提前了一年。届时退休人员每月领取到的退休金只有目前的75%，因此国会立法官员，特别是共和党人提议调高退休年龄。
美国现行养老保险金体系包括政府强制推行的“社会保障”、雇主（含公共、民间）自主出资的养老金计划、雇员个人退休账户。这三根支柱互为补充，几乎覆盖全部就业人口。今年70岁的伊利诺伊州前教师蒂姆·休森告诉界面新闻，他退休前在该州教育系统缴纳了6年半的养老金，现在领到的退休金基本能满足他们三口之家的生活支出，那些完全依赖“社会保障”的主要是财务状况不佳的劳动者。
“社会保障”项目要追溯到上世纪的大萧条时期之后。1935年8月14日，时任总统林罗斯福签署《社会保障法》，为失业和贫穷的老人提供社会保障，规定的退休年龄为男女统一65岁，当时该国的人均寿命为75岁。目前超过5000万人参与“社会保障”，不仅包括退休雇员、残障人士，还有他们的家属。
1970年代末，由联邦政府统筹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开始显现，收支面临失衡风险。1983年，在距离“社会保障”基金耗尽只有半年之际，美国国会终于通过改革，出台调整退休年龄法案，规定在2025年前将职工正常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但直到2003年才正式逐步实施。2003年美国的人均寿命为77.1岁。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弹性退休制极具代表性。除了67岁的法定年龄，美国还允许劳动者62岁提前退休，累计交满10年社保的也能拿到70%退休金。另外，主动延迟退休者还可以获得奖励，例如70岁的退休者可以全额得到退休金30%的奖励。
随着新冠疫情后的通货膨胀高企，“社会保障”基金储备在41年后再次出现危机。与此同时，美国人口预期寿命达到了79.74岁，各界一直在讨论进一步的退休改革。
一些政策专家提出在不提高退休年龄的情况下的解决方案，但这样就会影响数百万美国工人的福利。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桑德斯则提出取消“社会保障”税的上限，这样就可以大幅增加该基金的收入，并延长偿付能力。
资深政策研究员科克加德对界面新闻表示，美国退休制度改革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总结起来有：改革宜早不宜迟，否则财政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的成本将会非常高；退休制度可以通过削减福利、增加税收和（或提高退休年龄/资格）来修复，尽可能广泛地分摊全社会压力。
“如果一个国家现有的退休年龄极低，那就只有先从提高退休年龄开始。”科克加德说。
成功的退休政策改革是什么样的？
在科克加德看来，成功的退休改革应该能带来这样的结果：人们自愿留在劳动力队伍中，有适龄、时间灵活的就业岗位，以及友好的职场环境，当然前提是有充足的公共养老金支撑。他特别指出，政府应该为重体力劳动者制定非常早的退休年龄。
他认为，在全球最大的政府养老基金（资产规模近16000亿美元）加持下，日本的退休政策是相对最理想的。该国的实际退休年龄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最高，人均寿命也几乎是全世界最高。大多数老年工人从事与青壮年时期不同的新工作：便利店售货员、出租车司机，也可以是其他不需要太多身心压力的岗位，即使是普通农民，他们通常会一辈子劳动，这样拉高了整体实际退休年龄。
推荐阅读：日本实施延迟退休政策50多年，效果如何？
即使在发达国家，年龄歧视和性别不平等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在2022年的调查中发现，50岁以上的受访劳动者中有64%透露自己在职场中面临年龄歧视。21%的受访者从40岁起就开始经历过年龄歧视。90%的人支持联邦加强反年龄歧视立法。
进入高度老龄化的韩国早在2007年就出台了《禁止年龄歧视和促进老年人就业法》，全方位禁止企业歧视老年劳动者，但至今65岁以上的韩国人中仍有近一半因没有充分的养老金保障而生活在贫困中。“汉江奇迹”并没有惠及教育程度低等弱势的老年群体，尤其是承担者照顾家人责任的女性。韩国年复一年打破低人口出生纪录，放大了其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同时也要求女性回归家庭。
在谈到弹性退休的话题时，《年龄歧视与强制退休争议》一书作者、南加州大学法学教授拉文（Martin L. Levine）这样对界面新闻说，立法者在制定政策时也可以考虑，将劳动者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支付转移通过家庭渠道来实现。
“当预期寿命达到80岁，甚至90岁，但劳动者还是在62岁、63岁或65岁退休。那中间几十年要如何度过？”巴黎圣母大学经济与全球事务助理教授Yong Suk Lee曾发出这样的灵魂设问，“除非有个人储蓄，或者有强有力的政府养老金支持，否则多数人会陷入贫困。”
英国养老金保护基金会主席Barbara Judge则将她的政策理念总结为：延长工作时间，多存钱，对别人少一点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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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金收支矛盾削弱其保障能力，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应成为各主要经济体无法绕开的趋势。
根据最新公开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平均寿命达到了81岁，至少3/5即将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6.3岁，女性推迟到65.8岁。丹麦、意大利、爱沙尼亚、瑞典、荷兰未来的退休年龄也将达到或超过70岁。
总的来讲，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主要措施是：多个支柱共同支撑、逐步推进（每年延长1-4个月不等）、弹性延退、男女统一，以及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在35年以上。
欧美国家往往通过至少数十年的制度变革，以实现稳定性和持续性，且普遍能在最初几年收到积极的效果，但随后因为资金收支失衡等实际国情而逐渐出现阻力、不足，甚至副作用。
德国：项目经理临近退休被辞退，生活无聊找“短工”
欧洲国家延迟退休更多是为了增加劳动力供给，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引擎”德国。
据可考查历史资料，德国的前身普鲁士在1889年率先实施与年龄挂钩的国家养老制度，当时首相俾斯麦将70岁定为退休年龄，而普鲁士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直到1916年，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将退休年龄降至65岁，而战后德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7.1岁。此后近一个世纪里，德国法定退休年龄维持不变，65岁也逐渐成为其他国家的参考标准。
自1980年起，德国的养老金体回报率下降、成本上升，逐渐不可持续。该国政府规定，从2012年开始以月为单位逐步将男女退休年龄统一提高到2029年的67岁。政府还通过与工会合作建立灵活的制度，以满足工龄超长、重度残障、工作环境恶劣等群体等各方的利益诉求。
具体来看，最早领取退休金的法定年龄为67岁，或者工作满40年也可以在63岁时就退休，享受全额退休金。另外，累计交纳35年养老金的人士也可以提前退休，但金额略有缩水，而如果67岁后仍继续在岗发挥余热，则有额外的可观收入。
除了政府统筹的基本养老，德国还有国家支持的附加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及商业养老保险，这两项都要求缴纳20年，退休之后有每月数百欧元的额外收入，且可以参与抵税。
德国当地人士告诉界面新闻，长期坚持延退政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实起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该国55-64周岁的老年就业人数从2012年的62%上升到了10年后的72%，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
如今德国人均寿命高达81岁。2010年，平均每四个德国劳动者供养一个退休人员，但30年后，将只剩下两个供养一个。2022年，养老金危机再现。德国雇主协会总会主席杜尔格发出警告，如果再不改革，养老金制度将在5年内崩溃。
今年65岁的瓦格纳（Friedrich Wagner）在年轻时从事医疗护理工作，后进入物流工程领域并深造至博士，现居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基地不来梅。他和从事护理工作的妻子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婚，小儿子仍在读大学。
两年前，在戴姆勒集团任项目经理的瓦格纳被要求拿赔偿金大礼包走人，或者接受外派去东欧国家。他最终选择了领赔偿金离职。之后一年，瓦格纳通过旅游和资助儿子置业将赔偿金挥霍殆尽。
根据法律规定，他有权领取为期一年的“一期失业金”，大约为税后工资的65%，第二年可以领“二期失业金”，但金额减少，还需要定期去劳动局证明自己正在积极找工作，否则必须参加劳动局推荐的岗位面试。
考虑到年龄问题，且不愿意去劳动局报到，瓦格纳放弃了二期失业金。被解雇前，他的年薪约5.6万欧元左右，略高于德国平均水平。其妻子仍在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的员工，年薪约4万欧元左右。由于赔偿金已经耗尽，如今家庭开支依靠积蓄、定投股票收益以及妻子的收入。
瓦格纳对界面新闻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进行退休金制度改革没有问题，每个人都是自己养老的负责人。”未来，他计划从事每个月收入在450欧元以下、每周10小时以下、无需缴纳社保和所得税的“短工”，一方面是补充家用，同时也为了打发闲散时光。
法国：政治雷区、阶级博弈
在欧盟的另一大核心国，以养老金为核心的退休改革关乎社会各阶层博弈和利益取舍。2023年法国人口预期寿命达到83.35岁，而改革前62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也是七大工业国中最低的，60-64岁人群的就业率已低于欧洲平均水平。如今法国政坛甚至有将退休年龄降至62岁的讨论声音。
在布鲁盖尔研究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任职的高级政策研究员科克加德（Jacob Funk Kirkegaard）对界面新闻说，法国人将退休视为“社会权利”，之所以改革难以推动，主要原因是各群体存在巨大鸿沟，特别是公共部门等利益群体竭力要求保持现状。
法国原来的双轨制养老金体系可分为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商业性养老保险三大支柱，不仅拥有涵盖全体就业者的基本体系，还有特别针对农民、铁路、电力、医护等行业的42项特殊制度，为这些从业人员提供缴费年限短、退休年龄低、待遇相对较高等优惠措施。
以巴黎大众运输公司为例，其员工在55岁左右退休即可直接领取养老金，参照标准为退休前最后6个月的工资，而民营部门的养老金基准则是职业生涯中工资最高的25年的平均值。
在第一个任期内，马克龙政府尝试养老金制度改革。其调节贫富差距、收入再分配的初衷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支持。马克龙于2019年底推行的全民统一积分方案触碰了上述42个职业群体的利益，引爆了交通、教育、医护等公共行业的全法大罢工。
马克龙的这一宏大愿景随后相继被“黄背心运动”、新冠肺炎、高通胀危机打断，越来越被视作冷漠无情的领导人。从多个民调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不相信政府的改革公平或有效。
进入第二个总统任期的马克龙力保执政遗产，于是在2023年初跳过国民议会表决，动用宪法49条强制通过了养老金改革法案。根据新改革，从2023年9月开始，法定退休年龄将每年延迟3个月，最终目标是到2030年从目前的62岁提高至64岁。上述庞大的公共部门成为损失最大的群体。
2027年之后，大多数劳动者需要工作至少43年才能拿到全额退休金，比原来增加一年，这一条适用于民营和公共部门。如果未符合条件，劳动者要到67岁时退休，才有资格领取全额养老金，但警察、消防员、狱警、消防员、海关官员等从事体力或脑力繁重工作等共同部门岗位仍可以提前退休。
新法案保证退休人员的最低养老金收入不低于最低工资的85%。另外，为了鼓励生育，在法定退休年龄（64岁）前一年已累计缴纳43年养老金的父母将获得占养老金5%的额外奖励。
养老金开支带来的财政压力也是马克龙政府必须考虑的事项。预计到2025年，法国财政赤字可能增加到172亿欧元。法新社指出，如果不采取措施来控制公共预算，预计明年法国的赤字将达到GDP的6.2%，大大超出欧盟规定上限（3%）。刚上任的右翼共和党总理巴尼耶甚至提出对富裕家庭和大公司增税。
除了民间抵制，退休改革的出台同样在政界引发震动。马克龙所处的中间阵营已为此付出了丢掉国民议会绝对多数席位的代价。尽管总统在法国享有凌驾于其他立法机构的特权，但马克龙的政治力量已被大大削弱。
新人民阵线和国民联盟都希望将法定退休年龄恢复至62岁。法国公务员的许多养老金通过债务融资，如果未来马克龙的改革被推翻，退休年龄降回到62岁，每年将花费约160亿欧元的财政支出。
极右翼领导人、“造王者”勒庞带领的国民联盟正试图利用公共压力加大对马克龙新内阁的压力、推翻养老金改革。代表铁路工人利益的两个主要工会已申请在10月1日进行罢工，并号召全法各行业工会团体加入，包括教师和医生。工人运动是法国的特色，如今已发展成主张经济利益的政治权利。
公开统计显示，法国人平均每年有114天在罢工，且一般选择在工作日进行，这样就对公共生活带来很大压力，尤其是垃圾收集、火车和航班以及电力供应等服务。
美国：提前部署、多支柱支撑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老龄化压力相对较小，劳动年龄人口长期维持在稳定水平，因此更有条件采取渐进退休计划。
资本家往往能提前感受到危机。他们更为主张延迟退休，以及支持个人退休储蓄。68岁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近日在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采访时表示，只要身体允许会继续全职工作，他还希望像老朋友巴菲特一样再工作二三十年。而72岁的黑石集团CEO拉里·芬克也在致投资者信件中呼吁美国人通过延长工作年限来渡过养老金危机。他指出，65岁退休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产物，应大幅提高。
芬克提到的大背景，正是美国“社会保障”系统（Social Security）信托基金储备将在2033年耗尽，比之前的预期又提前了一年。届时退休人员每月领取到的退休金只有目前的75%，因此国会立法官员，特别是共和党人提议调高退休年龄。
美国现行养老保险金体系包括政府强制推行的“社会保障”、雇主（含公共、民间）自主出资的养老金计划、雇员个人退休账户。这三根支柱互为补充，几乎覆盖全部就业人口。今年70岁的伊利诺伊州前教师蒂姆·休森告诉界面新闻，他退休前在该州教育系统缴纳了6年半的养老金，现在领到的退休金基本能满足他们三口之家的生活支出，那些完全依赖“社会保障”的主要是财务状况不佳的劳动者。
“社会保障”项目要追溯到上世纪的大萧条时期之后。1935年8月14日，时任总统林罗斯福签署《社会保障法》，为失业和贫穷的老人提供社会保障，规定的退休年龄为男女统一65岁，当时该国的人均寿命为75岁。目前超过5000万人参与“社会保障”，不仅包括退休雇员、残障人士，还有他们的家属。
1970年代末，由联邦政府统筹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开始显现，收支面临失衡风险。1983年，在距离“社会保障”基金耗尽只有半年之际，美国国会终于通过改革，出台调整退休年龄法案，规定在2025年前将职工正常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但直到2003年才正式逐步实施。2003年美国的人均寿命为77.1岁。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弹性退休制极具代表性。除了67岁的法定年龄，美国还允许劳动者62岁提前退休，累计交满10年社保的也能拿到70%退休金。另外，主动延迟退休者还可以获得奖励，例如70岁的退休者可以全额得到退休金30%的奖励。
随着新冠疫情后的通货膨胀高企，“社会保障”基金储备在41年后再次出现危机。与此同时，美国人口预期寿命达到了79.74岁，各界一直在讨论进一步的退休改革。
一些政策专家提出在不提高退休年龄的情况下的解决方案，但这样就会影响数百万美国工人的福利。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桑德斯则提出取消“社会保障”税的上限，这样就可以大幅增加该基金的收入，并延长偿付能力。
资深政策研究员科克加德对界面新闻表示，美国退休制度改革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总结起来有：改革宜早不宜迟，否则财政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的成本将会非常高；退休制度可以通过削减福利、增加税收和（或提高退休年龄/资格）来修复，尽可能广泛地分摊全社会压力。
“如果一个国家现有的退休年龄极低，那就只有先从提高退休年龄开始。”科克加德说。
成功的退休政策改革是什么样的？
在科克加德看来，成功的退休改革应该能带来这样的结果：人们自愿留在劳动力队伍中，有适龄、时间灵活的就业岗位，以及友好的职场环境，当然前提是有充足的公共养老金支撑。他特别指出，政府应该为重体力劳动者制定非常早的退休年龄。
他认为，在全球最大的政府养老基金（资产规模近16000亿美元）加持下，日本的退休政策是相对最理想的。该国的实际退休年龄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最高，人均寿命也几乎是全世界最高。大多数老年工人从事与青壮年时期不同的新工作：便利店售货员、出租车司机，也可以是其他不需要太多身心压力的岗位，即使是普通农民，他们通常会一辈子劳动，这样拉高了整体实际退休年龄。
推荐阅读：日本实施延迟退休政策50多年，效果如何？
即使在发达国家，年龄歧视和性别不平等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在2022年的调查中发现，50岁以上的受访劳动者中有64%透露自己在职场中面临年龄歧视。21%的受访者从40岁起就开始经历过年龄歧视。90%的人支持联邦加强反年龄歧视立法。
进入高度老龄化的韩国早在2007年就出台了《禁止年龄歧视和促进老年人就业法》，全方位禁止企业歧视老年劳动者，但至今65岁以上的韩国人中仍有近一半因没有充分的养老金保障而生活在贫困中。“汉江奇迹”并没有惠及教育程度低等弱势的老年群体，尤其是承担者照顾家人责任的女性。韩国年复一年打破低人口出生纪录，放大了其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同时也要求女性回归家庭。
在谈到弹性退休的话题时，《年龄歧视与强制退休争议》一书作者、南加州大学法学教授拉文（Martin L. Levine）这样对界面新闻说，立法者在制定政策时也可以考虑，将劳动者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支付转移通过家庭渠道来实现。
“当预期寿命达到80岁，甚至90岁，但劳动者还是在62岁、63岁或65岁退休。那中间几十年要如何度过？”巴黎圣母大学经济与全球事务助理教授Yong Suk Lee曾发出这样的灵魂设问，“除非有个人储蓄，或者有强有力的政府养老金支持，否则多数人会陷入贫困。”
英国养老金保护基金会主席Barbara Judge则将她的政策理念总结为：延长工作时间，多存钱，对别人少一点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