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秩序的最后一道道德枷锁，在加沙的废墟上开始崩裂。
虽然此前被驱赶，但4月24日凌晨，抗议者还是继续在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示威活动。不仅哥大，连日来，数所知名美国高等学府爆发示威，要求加沙地带永久停火、美国停止军事援助以色列。
看似是校园冲突的“小事”，其实可能预示了维持着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受害者补偿”共识，先在 TikTok ，而后在美国的校园被撕开了个口子。这种共识的撕裂，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谁也无法预料，所以美国政坛才会如临大敌，多名美国议员扎堆访问哥大。而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在北京时间4月24日晚间，签署要求剥离TikTok 法案的深层动机之一。
人类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信仰的共识，倘若共识被摧毁，就预示着秩序即将变动。要守护住共识，就要掌握话语权，要掌握话语权就要掌握媒介。所以巴以问题不仅仅是中东那片弹丸之地的事情，而是牵一发动全身，不仅影响到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的所有权，甚至会影响到这个星球的未来。
但巴以问题过于复杂，如果说要推荐一本快速入门的读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东中心资深客座研究员伊恩·布莱克的《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是非常好的一本书，该书在《贝尔福宣言》发表100周年之际出版，讲述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历史，难得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历史学家都称赞该书精确且客观。在书的结尾，布莱克写道：“暴力的阴影近在咫尺，冲突的结束遥遥无期。”
可谓一语成谶。
至于这次哥大的活动，让我想起了已故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他在《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一书中预言：每六七十年，美国就会爆发一次信条激情期，而“下一个信条激情期可能在 21 世纪 20 年代出现”。
你不得不服亨廷顿的精准预言。他也注意到新型大众传播方式对信条激情产生、蔓延的影响，之前是报纸，后来是广播，之后是电视，再后来是互联网。他的这本书是理解美国社会的进阶读物。
好的书就是这样的，它们不仅能深刻剖析历史，分析当下，也能预测未来。
一、失衡
2014年，我陪同采访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那时他出了本书《失衡：美国与中国的相互依存》。
这本书论述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是相互依赖：中国依靠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并让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以提升出口竞争力，维持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美国则严重依赖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来提高其消费者的购买力，压低通胀率，同时利用中国对美国国债的需求，为巨额财政赤字埋单，让美国不必担忧赤字。
但这种看似互惠的相互依赖关系也产生了经济的副作用：美国指责中国的“廉价商品”强劲出口造成了它的贸易赤字，对它的工人造成压力，“廉价资金”的涌入，在支撑美国创纪录的消费狂潮的同时，也催生了巨大资产与信用泡沫；而中国出口的增长又过于依赖美国的消费泡沫。
罗奇写道：“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终究是一种权宜婚姻。”他预言，这将导致双方在贸易与汇率、地缘战略安全、知识产权等问题上摩擦不断。
罗奇显赫的身份以及友好人士的身份，使得那本书影响到了很多人。事实上，在那之后几年，两国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这个“失衡”问题而做了许多努力，包括我国扩大内需，降低对外贸的依赖度；包括“811 汇改”，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包括美国持续多年的降杠杆。
但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这场旷日持久的贸易冲突在 2008 年甚至是在 2001 年就埋下了种子，但它还会持续多久呢？
可能会很长时间，可以参考的是日美经济博弈，从 1955 年纺织品摩擦至今，两国还在不停博弈。鹫尾友春的《日美博弈战》一书回顾了那段从纺织品谈判，到日本汽车自愿出口限制，再到《日美半导体协议》导致日本半导体行业衰落的过程。
他这样写道：“哪怕某类产品已经出现贸易赤字，美国也迟迟不愿限制进口。顶着国内呼吁采取保护措施的巨大压力，美国政府把责任转嫁给大量出口该产品的日本，要求日本实施自愿出口限制。美国把自身的问题、责任和义务统统甩给对方，这招可谓高明。纺织品、钢铁、汽车等领域的贸易战无一不是如此。而且，美国将对日本的要求视为政府职责，为迫使日本政府屈服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鹫尾友春的洞见还有一本巨作可以做参考，那就是道格拉斯·欧文的《贸易的冲突》一书，书中一针见血指出，“美国的贸易政策始终指向三个基本目标：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增加政府的收入，通过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以及通过互惠协定减少贸易壁垒和扩大出口。”
无论是鹫尾友春还是欧文都发现，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是其贸易政策变化的巨大动因，而只有在某一个产业上美国领先了，才会从保护倾向转变为自由倾向。
先是对日本而后是对中国，为何美国总是面临着贸易逆差的问题呢？这很难单一用产业竞争力的论述，而要切入到货币的视角。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实是世界上流动性最好、最紧俏的“商品”，只要印刷美元，美国就可以源源不断换取全世界的商品和服务。而世界各国也乐于持有美元，用于贸易结算，乃至作为事实上的本国货币发行准备金。这看似“空手套白狼”的生意，其实也是美国一定会产生贸易赤字的根源，那就是“特里芬悖论”。
所谓“特里芬悖论”指的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每 35 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取得了世界货币的地位，但战后各国发展水平相对美国落后，要素成本更低，为了发展经济，就不断增加出口换取美元，有多少要多少，导致美国国际收支长期逆差；而美元承诺与黄金挂钩，可兑换，就要保持币值稳定，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是一个悖论。随着越战开支浩大、通货膨胀等的影响，要维护住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越来越力不从心，最终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塌。
是的，那段时间正是亨廷顿说的“第四波信条激情期”。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世界货币是如何从英镑切换到美元的，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国际经济部主任本·斯泰尔的《布雷顿森林货币战》详细考据过。
时过境迁，布雷顿森林体系 1.0 版本虽然终结了，现在的世界其实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2.0 时代，虽然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但还是世界货币，全世界各国还是愿意持有美元，美元也可以说是美国“国本”之一。由于美元币值过于强势，对成本斤斤计较的制造业很难留在本土，只能将制造环节转移到海外，再进口制成品，而美元是世界贸易最大的结算货币，这就导致美国一定是贸易逆差，海量的商品涌入则对其还留在本土的制造商造成冲击，要求其进行干预和保护。
“失衡”的根源就源于此。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虽然传统制造业会因此衰落，但会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加之资本市场活跃，高科技一枝独秀，尤其以互联网、芯片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汲取了全世界的巨额盈利，拥有强大控制力，这又反过来支撑了美元的强势。
于是产生了所谓的“美元潮汐”现象。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美联储一降息，海量资金冲出配置到新兴市场国家，为避免本币升值导致出口下滑，新兴市场国家也被动降息，廉价资金刺激下，这些国家的房市、股市乃至一级市场变得非常活跃，量价齐升，全世界都在讲“新兴市场国家高增长”的故事；而一旦美联储加息，全世界的资金就蜂拥回流到美国，拉爆非美元货币，重创新兴市场国家的房市、股市、一级市场，原本高价、高市值、高估值立马显出原形。
1998年、2008 年乃至今天新兴市场国家的困境，都受“美元潮汐”的影响。但美国金融业也不是对“美元潮汐”免疫，过高的利率会导致美国的中小银行资产端与负债端错配，出现周期性的危机，甚至可以说美国的金融体系是“美元潮汐”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在《人为制造的脆弱性》一书中，查尔斯·凯罗米里斯论述过这一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这本书对政治-金融-地产联动的论述非常精彩，配合阿蒂夫·迈恩的《债居时代》阅读，相信会有别样体会。
二、冲突
当下世界的现实之一，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对经济格局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失衡”上，也体现在实力相对变化后引发的连锁反应，太平洋两岸的关系，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战》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解释两强相争的经典理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出自古希腊雅典与斯巴达之争的历史总结，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记录那场“海权强国”与“陆权强国”争端的必读典籍。艾利森教授汲取了修昔底德的历史文本、亨廷顿的理论创造了这一概念。
艾利森写道：“雅典不断的崛起和斯巴达与日俱增的担忧，斯巴达担心雅典会威胁自己在希腊的主导地位，最终诱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无独有偶的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分析框架也类似，他在《大国政治的悲剧》借鉴了霍布斯的“人恐惧互相残杀，所以需要主权者”的逻辑，设定了“国家把生存列为最高目标”的假设，各国为了自身安全增加手段，会使得别国跟进，反而产生了“安全困境”，加剧了所有国家的不安全感，极易引发冲突。
米尔斯海默的书写作于 2001 年，当时反响强烈，引进时已经是2008 年了。可能是为了避免书中描述的悲剧，两国提出了“G2”的概念，试图以经济上的互补来弥合分歧，走出悲剧，“G2”概念产生的乐观主义情绪，在2008 年两国携手应对金融海啸后达到顶峰，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的《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详细诉说过这段经历。
但乐观情绪很快逐步滑落。因为“G2”所提出的优势互补，在主权国家体系下是有负面效应的，即：在经济上，越是互补，越是互相依赖，就会越恐惧彼此抓住自己的要害，受制于人，哪怕两国经济高度紧密，属于产业链上下游。同时，崛起国产业升级，实力提升，会让守成国家感到地位遭受挑战，促发“安全困境”，加上产业受损的民众要求保护的压力，一起推波助澜，产生“相爱相杀”的结果。
这是难解的难题，太考验智慧了。
我们都知道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很长一段时间，美联储之所以能保持灵活的策略，是因为“通胀消失了”，基础在于中国曾经源源不断的新增劳动力供给和出口导向，极大压低了制成品价格，加上零售业看似微小而其实影响深远的创新，那就是由沃尔玛发起的“低价革命”。
马特·里德利的《理性乐观派》一书中写道：20世纪90年代美国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的原因是企业后勤的改革，尤其是零售行业。后勤改革力度最大的，其实就是沃尔玛这一家企业而已。光是零售业的这些“社会技术”创新，就占了全美生产效率提升的整整四分之一。中国制造+零售业低价革命，使得美国消费者吃穿用度的支出大幅降低，省出的钱可以用于其他消费，带动了更多产业的发展。
里德利指出：“创新，不管是技术上的创新，还是组织方式的创新，都不光创造了新的东西，也摧毁了旧有的东西。”
里德利和写作了《与全世界做生意：一个经济学家的环球冒险》的柯纳·伍德曼一样，是乐观主义者。我挺喜欢乐观主义者，但正如《贸易打造的世界》中，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指出的——贸易从来都与暴力如影随形，两者互相成就。而繁荣的贸易，理论上会促进帕累托改进，但在现实中，是靠暴力推动的，其中有赢家也有输家。在书尾，他写道，“零售革命，赢家也是有的，但大多数都在太平洋对岸。”
这绝非是溢美之词。2016 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就是隐喻。人们很惊讶这个结果，J.D. 万斯却早就预见到了“沉默的大多数乡下人”的选择。他在《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描写了制造业衰落、外迁对锈带、阿巴拉契亚地区、南方地区的影响，这些地方的蓝领“乡下白人”再也找不到固定合约的稳定工作，相对乃至绝对贫困化，沉迷于酒精、芬太尼、宗教，社区土崩瓦解，贫困代际遗传，他们的挫败感、怨气推动了结果的产生。
这点在《压裂底层》《曾经的辉煌》《精英的黄昏》都有相关的论述，曾经的共同体越来越分裂成受益于自由贸易的城市中产、互联网新贵的“赢家组”与“乡下人”的“输家组”。这种现象在英国、日本也出现，詹姆斯·布拉德沃斯的《失去合约的人》、斋藤茂男的《饱食穷民》、三浦展的《下流社会》、大前研一的《M 型社会》都研究了产业变迁后，越来越多的人只能打零工度日。
曾经在《21 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托马斯·皮凯蒂指出，享受到全球化的资方，其资本收益远超工资水平增幅，这一结论是否正确，我不做评论，但“赢家组”与“输家组”因经济地位的差距，而在理念上产生撕裂乃至冲突，也是不容忽略的，并且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主导着各国的决策走向。
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对世界的冲击是极为深远的。过去三十年，（中国） 制造业美元、（中东） 石油美元的双轮循环（出口国高储蓄率-美国低利率）悄然改变，旧秩序被守成国挥霍和打破，却低估了崛起国的发展速度，产生种种问题后，这些年暴风骤雨般的冲突，使得双轮循环陷入停滞。
自从“中国制造”源源不断供给世界后，发达国家肆意搞货币宽松的洪水，都能被“中国制造”所吸收。而在没有“中国制造”的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发达国家要治理通胀，就如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时运变迁》写道：“要想彻底解决通胀带来的所有难题，只能通过货币政策。”
而现在，压制全球通胀的封印正在被解开，在《人口大逆转》一书中，查尔斯·古德哈特、马诺吉·普拉丹写道，随着中国人口拐点效应的显现，加上全球技术交流受阻，“中国将不再是抑制全球性通胀的力量”，单纯的货币政策似乎不再能“治疗”太平洋对岸的“高血压”以及这边的“低血糖”。
当然，如果说过去向中国产业转移，压制了发达国家同类型产业的工资水平，那么，当中国的人均 GDP 达到1.2 万美元时，即使没有贸易摩擦，成本敏感的制造业也会“逐水草而居”部分外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可能施展的《溢出》能给我们些启发，他写道：一个与中国供应链深度嵌合的供应链网络会加速向海外扩展，不是转移和取代，而是“溢出”。
两个大体量的玩家，在过去三十年，虽然有博弈有冲突，但总体上来说，都像是两个“抽风机”，源源不断把与之相匹配的人才、产业吸到自己身上。近30年，中美两国的GDP合计占全球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27.95%，发展到了2020年的42.1%。
失去份额的大头是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国，在产业上的映射就是欧洲在2G、3G时代曾经独霸一方，拥有爱立信、阿尔卡特、诺基亚、法国电信、西门子等众多通讯企业，而现在这些公司的地位、股价已经大不如前；加拿大曾经的北电、黑莓也早已消失；日元汇率的大幅下挫，固然有利率差产生的套利交易因素，而更深层次的则是在日美半导体战争中失败后，日本失去了引领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机会，又在家电、造船等行业被中韩所赶超，汽车产业也面临着新能源车冲击。
两强相争，如同大板块撞击，不但挤压了小板块，也使得地缘断层线嘎吱作响，地区大国因历史、现实问题发生越来越多冲突，乔治·弗里德曼的《欧洲新燃点》正是描述这一挤压效应下东欧局势的很好参考书。
是的，旧日世界的基础在崩裂。
三、相信
那么，世界还会好吗？
如果觉得现在的世界不够好，那么翻一翻塔奇曼的《骄傲之塔》、基恩·罗威的《野蛮大陆》，描写的分别是一战前、二战后的历史，你会觉得今天的冲突算什么呢。
是的，二战仅仅过去 79 年，人类的生活水平是当时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即使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也远超过去的王公贵族。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中，罗伯特·戈登认为电梯、青霉素、计算机、汽车、农用机械、喷气式飞机、手机等这些伟大的发明，成就了生活方式的革命。
技术进步也使得单位时间的收入增加。 戈登写道，“人们之前在钢铁行业工作，每周工作72小时，需要忍受炎热、汗水和各种危险，后来人们在装有空调的房间，担任职员或者从事专业工作，每周只需要工作40小时。”里德利也写道，“较 1995 年，2005 年的全球人均收入翻了差不多三倍。”商品的价格也比之前的更便宜，他引述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从前造成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那些因素，过了一段时间后，反过来又在削弱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里德利认为人们要是支持创新和贸易，人类的经济进步就能持续下去。罗伯特·戈登也乐观地写道：“技术变革直接提高产出。技术一旦取得进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是永久性的。”
但，乐观之余，你可能又会隐约觉得不安：万一，历史重演了呢？
坦率来说，书中有各自的结论，需要你自己去细品，而作为“二道贩子”，我并不能给你直接的答案，更遑论保证答案的准确性。因为，你知道的，我只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平日最大的爱好不过是买书、看书。
像《人类简史》《未来简史》这样跨学科的书也是极好的，可能看不懂术语，但在 AI 浪潮的今天，我们除了要了解过去，也要面向未来，人们不能沉溺于过去，要朝前看。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我们都要坚信未来，说服自己，世界会更好。
那么多优秀的作者用无数时间思考、写作出的著作告诉我们：即使历史有波折，有冲突，甚至有兵戎相见，但还是曲折前进的。人类可能不能从历史中完全吸取教训，但作者们用文字告诉了我们教训的后果，其实人们也在努力修正行动，避免重蹈覆辙。
正如相对于许多人悲观的预期，艾利森教授在书中，引用莎士比亚的诗句写道，“我们的命运不由星星决定，而在于我们自己。”
是的，命运的答题卡其实是在每个人手里。
这是书，给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