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生艾玛·艾伦斯和格蕾丝·费舍尔今天将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宣读出来，他们将步入人生的下一个篇章，开始新的旅程。
但他们也在为听到其他20位从未能离开一年级、更不用说规划大学生涯和成年生活的曾是他们同学的名字而做好准备。
今天本该是2012年12月在桑迪胡克小学遇难的20名儿童毕业的日子，也是历史上美国最致命的K-12校园枪击事件中六位教师和行政人员可能会挥舞学历证书为他们欢呼的日子。
“这将是令人心碎的一天，”格蕾丝告诉CNN。“我无法想象有20个孩子无法和我们一起毕业，他们无法有机会走上舞台。”
艾玛说她正试图为自己准备各种情绪 – 离开学校的喜悦、对未来的紧张以及对应有的反思。
“想象所有的如果：如果他们与我一起在毕业典礼上，如果我们仍是朋友，我们会在哪里？我的脑海中将有很多假设情境，”她说。
在美国，枪支暴力是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自纽敦事件以来，校园内的枪击事件继续夺去学生和教师的生命，令像得克萨斯州乌瓦尔德、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和得克萨斯州圣塔菲等地的社区陷入悲痛之中，许多其他学生可能都将面临各自的“如果”。
纽敦高中2024届毕业生将在毕业礼服上佩戴绿色和白色带子，每根上都写着“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以纪念那些被杀害的儿童和成年人，而新毕业生幸存了下来，因为他们当时正好在不同的教室，或者多逃脱了几秒钟。
艾玛当时六岁，正期待着做姜饼屋，当时这位20岁的枪手手持半自动突击式步枪和两支手枪冲进学校。艾玛和许多其他学生一样，一开始以为是学校屋顶工程的声音，直到她亲眼目睹了恐怖场景。
“一个持枪的男子闯进我的教室，开始向我所有的朋友、老师和同学射击，”她说。“他的枪卡壳了，我的一个朋友杰西·刘易斯大声吆喝着让我们逃跑，我们就这样做了。”
只有六岁的杰西·刘易斯在家庭照片中面带红润的笑容和满满的乳牙，但他的机智和迫切想要帮助他的朋友，让艾玛和其他几个孩子顺利穿过枪手逃脱。
“我清楚地记得跑出房间，然后，在走廊上靠近主入口处，有椅子……椅子下面躲着人，因为子弹冲击的力量，他们被冲到了椅子下面。”她带领着同学们离开了学校，最终被一位家庭朋友找到并获救。
格蕾丝和她的朋友藏在另一个教室的隔板柜里，她说，感到害怕，但不是完全明白为什么，直到警察护送他们到隔壁的消防站安全。
“当我们到了消防局，我们按年级排队，那时我的老师说，这真的不对，”她说。“因为当我们按年级排队时，我们一半的同学消失了。”
那天晚上，格蕾丝得知她的小女童军家人杰西卡·瑞科斯去世了，尽管当时她无法理解死亡的含义。
“那天真的从我身上夺走了很多童年，”她说。
格蕾丝和艾玛显然仍然承载着来自枪击事件的悲伤，但也似乎又被这些经历推动着让自己的国家更安全。
格蕾丝将去纽约州北部的汉密尔顿学院，计划专攻法律与司法。理性上，她说这是自己的选择，但她也承认自己感到有义务。
“我真的希望他们知道我正在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她说的她那些没有机会毕业的同学们。“即使他们不在这里了，仍有幸存者们真的在尽力为他们争取。因为他们的生命过早消失了，而我在很小的时候经历了那样的事，我觉得继续我的生活以纪念他们是我的使命。”
格蕾丝和艾玛参加了新镇行动联盟的青少年分部（Junior NAA），分享他们的故事并倡导防止枪支暴力的运动。
他们见过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等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校园枪击案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或许这促使艾玛下定决心在罗德岛罗杰·威廉姆斯大学法律研究项目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参议员、政治家”。
“我一直在考虑……如果我不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我生存下来的理由是否正确？”她谈到了她一直以来都有的生还者的负罪感。
“小时候，我不记得感到那么强烈，但现在我即将毕业，上大学，参与新镇行动联盟的工作，我开始感受到很多，”她说。“我即将毕业，我将上大学，我可以回家，我可以看到我的狗，我能做所有这些，而他们却不能。这真的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