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学术圈又闹出大瓜了，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15位同学实名举报导师郑凤，举报内容包括人格侮辱、毕业威胁、找家长索贿、为导师本人打杂（比较乐的是要求同学去北邮食堂买包子，一下子买了32个）、为导师女儿做科创项目、为导师女儿考试作弊、外派到企业实习截留工资、不提供研究所需的手机和电脑、加班、频繁开会、没有学术能力、涉及保密问题等等。
据举报同学称，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不便公布，没有罗列。其实要说起来，如果不涉及保密问题，这些事在学术圈倒也不新鲜，但一般的问题导师也就涉及其中一两条，这位倒好，可以说是集大成者。
但问题也在于，一开始这起事件直接被删热搜，后来这位导师之所以被处理，就是因为集大成了，因为这位导师不学无术，没什么被保的价值，反过来说后面还藏着多少只有几方面问题的导师，还不好说。
象牙塔×，名利场√
常看B站的朋友可能知道，B站近一年火起来了一批和学术圈相关的UP主，包括来自星星的何教授、北斗导航Compass、耿同学讲故事等等，如果算上主要讲医学规培等内容的话，还有陈子杨Dr_outside等。
他们主要是讲一些和学术圈表面上冠冕堂皇说的不一样的“内幕”，这可能主要替代了原先知乎“劝退”答主的生态位（知乎现在大家懂的都懂），像陈子杨也是从知乎过来的。
从知乎到B站，这个赛道一直能有这么大热度，主要还是学术圈真实的情况和表面的光鲜有着天壤之别，主打一个反差，而这些UP做了《皇帝的新衣》里的小男孩，把很多看破不说破的事情说了出来。
在外界看来，学术界集中了人群当中最没有世俗欲望和最聪明的一群人，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为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做贡献。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信息渠道的拓宽，大众对学术界的滤镜逐渐褪去，发现实际上学术界也是一个名利场，但这个祛魅的过程远未完成。
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程度上是贵族在衣食无忧的条件下的兴趣爱好，而很难作为养家糊口的营生。在经院教育体系下，自然科学领域的贵族、神职人员是主力军。
比如牛顿牛爵爷，牛爵爷中学上的是皇家中学，大学上的是剑桥三一学院，所以不是说牛顿晚年时由科学走向了神学，人本来就是要通三统的，他的成果也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自然神论的产生（尽管他本人不是自然神论者）。而要是来了中国，那牛爵爷可真是能让不少人敬酒的，至少在英国也把胡克的画像全毁灭了。
还有被嘎了脑袋的拉瓦锡，是法国大革命前的包税人、数豌豆的孟德尔，是奥匈帝国的神父。随着科学研究复杂性的加深以及普鲁士、美国等国对大众教育的投入，学术圈也吸纳了一批天资出众的平民子弟，但在上世纪的诺奖得主中，也不乏父子相继获奖的案例，到现在也往往有“中产及以上再去学基础科学”的说法。而如今经常被吹捧的各种民国大师，实际上很多也是这个路数出来的，是一个范围很小的精英圈子。
和这种封建行会+子承父业的制度不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教育体系仿照苏联进行改造和发展，例如中国科学院和各个机械工业部下属研究机构，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以非正式就业为典型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在全球获得胜利，学术圈也不能免俗，在全世界大搞非升即走，评价指标也逐渐计件化，学术文章不仅数量剧增，篇幅也大大增长。
而对中国来说，这个改革进程是有延迟的。自1999年开始，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大下岗的冲击，国内大学大幅度扩招，在这个过程中，急需大量教师，北邮这位导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混入教师队伍的。
国内的非升即走改革，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北京大学提出的，随后逐渐扩散至全国的各大高校，尤其以武大、中山最为夸张，中山大学也被称为“科研缅北”。
之所以大学有底气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也是因为扩招提供了大量的硕博人才。可以说当前时代竞争教学科研岗的新生代是最惨的，既面临扩招后大量同龄人的竞争，未来扩招的空间又很小，很少有位置能够空出来。
因此中国的学术界存在着严重的人才结构和待遇倒挂，如果让郑凤讲师参与北邮目前的非升即走，估计第一个考核期都过不去，但是常态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因此在研究生导师群体当中，青椒（青年教师）往往是对学生要求很紧的，这也是一种逆向淘汰机制，肯定不是没有对学生不错的导师，但就像比较体面的胖东来偏安几个地级市一隅，对学生优待的导师也很容易边缘化。
这也是很多研究生需要超长时间劳动的重要原因，晋升要看论文，而很多领域实际上已经停滞多年，偶尔有比较有用的成果，其他课题组一定要尽快跟上抢发“微创新”，实际上这些工作都没什么原创性，经常是把几种方法混在一块，进行炒菜式科研，所以谁先抢发出来谁就占便宜，这也使得研究生不得不天天加班。
这次事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在于郑凤要求学生帮助自己的女儿参与科技创新项目，但最后没有得奖。这不由得让笔者将其与中大二院事件中宋尔卫的儿子宋世键在高中时期就发表了三篇SCI论文联系起来，论文是在宋尔卫的学生苏士成指导下完成的，患癌的学生就是苏士成组的（这些论文可能存在学术不端，具体可见耿同学的视频）。
这两件事在本质上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从院士团队到没有学术水平的副教授都想在科创比赛当中捞一杯羹，只是郑凤讲师学术水平太低，估计没法将女儿按歪路培养成教授了（不排除个人奋斗的可能）；但是中山二院的公子哥，按照现在通过自主招生进中山大学、考研笔试倒数，面试第一的情况发展下去，可能将会成为郑凤讲师一样不学无术的教授，而且还是有人罩着的那种。
而如果真的有人罩着，或者自己的学术水平过硬，在现有的环境下还真不容易被处理，例如武汉理工大学的导师王攀，同样人格侮辱学生、要求学生为自己打杂，研究生陶崇园甚至自杀身亡，但王攀被处理的过程就没有郑凤这么顺畅了。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考研和研究生就读的目的不是进行科学研究，而是积攒自身的人力资本，一方面这导致了导师要为自己的子女考虑，想尽办法用自己手头的资源获得升学上的便利，参与科创比赛就是一个途径，甚至可以说是“代理人战争”，这也造成了近几年来各种科创比赛的种种乱象。
另一方面这也为导师拿捏学生提供了条件，一般拿到硕士学位就意味着能够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如果时间较早的话，像郑凤讲师一样获得有编的长聘职位也不是不可能。这也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生对老师的苛待通常持忍让态度，拿了证再说。
而最近几年，情况可能在发生变化，就业整体形势不好，特别是越来越不好，一些专业如计算机，甚至会出现本科毕业能找到的工作，三年硕士之后，反而自己拿不到这个位置了。想要找到好工作，往往也需要参与实习，而郑凤讲师对学生的控制则堵死了这条路。这可能也是针对导师的举报变多的一个原因。
到底还藏着多少问题导师？
坊间曾流传着一个段子，在相亲过程中，对身高、体重、收入、有没有眼缘等8项因素进行要求，每项有50%符合要求，那么结果将是只有50%^8的异性能够满足条件。当然之所以是个段子，问题也在于这些因素往往不是独立的，需要考虑条件概率，但我们姑且按照这个计算方法分析一下。
假如把问题导师的问题归纳成有没有学术能力、人格侮辱、找家长索贿、为导师本人打杂、不提供研究所需的手机和电脑、要求学生高强度加班六个方面，每位老师出现一个方面的问题的概率相等且独立，目前中国共55万名研究生导师，而目前只观察到郑凤一个六毒俱全的导师被举报。那么每一项出现的概率为（1/550000）^(1/6) ≈11%，那么至少有一项问题的导师比例为（100%-(100%-11%)^6）≈50%。这个计算仅能图一乐，但也可以想象只有少数几项问题，但又不至于被举报的老师是数量巨大的。
另一方面，不同专业的导师对研究生身心健康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做信息与通信工程方向的导师，也包括类似的计算机等专业的导师，实际上破坏力不是最大的。虽然说研究生有很多牛马，但是牛马也是分等级的，以编程为主，需要坐办公室的专业，多加班可能会造成颈椎病、心理障碍等问题。实际上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学生人身安全存在着更严重的威胁。
例如去年中山二院患癌事件里的学生是需要长期蹲实验室的，目前还不确定患癌与实验室试剂和操作是否有关，以及实验室是否有完善的安全规范体系，但比较公认的是，绝大多数违规操作，恰恰是因为在导师对进度的压力下顾头不顾尾，操作变形，或者长期加班，精神状态不正常，做出错误操作。
如果医学、生物学实验致癌的因果关系不好确定，院方也可以说胰腺癌情况稳定，环境、化学、材料专业很多方向的学生面临事故，往往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实验事故和影响的因果关系清晰明了。
例如涉及压力容器的事故，某位硕士，看错压力表量程，把8个MPa打成了80个MPa，安全阀报警示意人离开，他又凑了上去，安全阀崩飞，从面门进从后脑出。这个来自于史老柒的名帖，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
笔者就读于某校化学专业时，也曾听说一起高压反应釜相关的事故，一位外来联合培养的女生做压力试验，在未完全降温卸压的情况下拆釜，釜盖崩飞弹到房顶砸到后脑，颅骨碎裂身亡。那之后到毕业，笔者见到压力容器一般都绕着走。
更夸张的还有2018年北京交通大学环境工程实验室爆炸事件，实验室导师搞了一吨镁粉，共30桶，每桶33kg左右，用磷酸和镁粉（一小部分）搅拌进行反应，反应生成氢气，抛洒了镁粉，之后镁粉发生粉尘爆炸，之后存放的镁粉和其他化学品也发生了连续的爆炸，造成实验室内三名学生当场死亡。
如此种种都仍然存在于当今的学术圈内，学生往往缺少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而只有少数举报能够成功，也说明对导师的常态化监督是不够到位的。就个人而言，选导之前多打听导师的情况，熟练使用导师评价网是一个办法。但在更大的范围内，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也只有系统性的手段能够解决。
而对广大学子来说，还是先对学术祛魅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潮沉思录（ID：xinchaochensi），作者：w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