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聲明:

我並非歧視農村人,我只說事實:在中國,城裡人比農村人要幸福很多。

來香港生活十五年,認識了很多跑出來的人,一聊起來,發現都是在城市裡長大的。有老闆階層,也有中產家庭,更有在體制內混得不怎麼好,搞了點小錢,也到香港投資或買房,成了香港居民。

我想,能跑到美國生活的中國人,應該非富即貴,一定比在香港更好,更自由,更瀟灑,更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實力。

我覺得挺好奇:為何跑出來的都是城裡人?

其實,也不奇怪,在我有記憶以來,中國的城裡人歷來就比農村人要幸福多了。這真的要感謝毛澤東。

當然,我說的這個幸福,現在回過頭來看,可能有幾層意思:

一是新中國建國初期,國內外形勢複雜,百廢待興,國庫沒錢一定是真的。毛澤東知道,與其撒胡椒麵似的全國管治,不如集中力量把城市管好,也許就抓住了主要矛盾,鞏固了政權。

所以,物質供應的優先秩序,自然是先保軍隊,後再城市,其他就顧不了那麼多了。城裡人沾光也就自然而然了。並非城裡人比農民重要多少。所以,你說什麼供給制,什麼制,我都可以理解。因為國家真的沒有錢。

二是生活在城裡的人,不是新聞媒體,記者,就是大學的知識分子,以及資本家和讀書人,自然包括打下江山,準備好好坐江山的各路軍官神仙,這些人見多識廣,想法多,勞苦功高,都是不好對付的一群人。若能搞定這些人,有了甜頭,自然就穩定了軍心。

事實也是如此。最終得到政權的都是有見識的地主和資本。城裡的居民只是搭了順風車,跟著享福而已。

三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基於管治以及有效性的考慮,中央將管理中心建在城市的決定,無論從物質統一調撥,還是集中資源指揮,城市肯定好過鄉村。城市資源多過農村,這是肯定的。

況且,1949年10月1日,當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宣佈新中國成立時,中國還有一些城市沒有徹底解放,比如海南島。不然,林彪的第四野戰軍也不會長驅直入,一舉解放海南島及廣西的一些城市。至此,廣州就有了南中國的門戶的稱呼。可見關鍵城市對政權的重要性。

掌握城市,控制農村,穩定全局,我相信就是當年毛澤東的一個長久的戰略決策。也許從那時開始,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模型就已經形成了。你可以想象到,60年代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央為什麼要嚴防死守農村的真實原因。

所以,解放以來,“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就是中央非常頭痛的一個老大難問題,70多年來都是一號文件,但最終都很難落到實處。農村苦,農業難,農民累,農村人沒有任何保障,這是不爭的事實。

為什麼至今農村還堅持“養兒防老”的傳統。我想,除了文化因素,農民沒有社會保障,可能是個很現實的原因。

今天,我自己也退休了。回想起80年代中期,我也懂事了,我老媽跟我說,當年她和父親也是一腔熱血,不顧父母的反對,解放初期,從農村跑到城市,終於找到一份工作,從此讓自己的後代,擺脫了黃土地,成為吃喝不愁的城裡人。

此事他們一直很得意,認為當年跑出來是對的。

想想,當年與我父母一樣效勞新中國建設的國民,有很多也是來自農村(好像我的母親是僱農成分)的,只是到了城裡,不用幾年,思想很快進步,生活方式也開始看不起農村人。

在哪個唯成分論的年代,工人階級,農民力量是先鋒隊,相信很多人也是生不逢時,因為成分問題,或遭遇打壓,或遭受迫害,甚至被肉體折磨致死,以至於今天很多人的後代,有怨氣,有憤怒,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有人說,城裡人為什麼看不起農村人,其實,不是這些年的事情。聽我父母說,1949年剛解放的時候,大量農村人湧入城市生活,換老婆的換老婆;跟自己鄉下家庭斷絕關係的大有人在。並非今天才有的事。

其實,一直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就是國家的基本國策。從毛澤東開始,到鄧小平,再到今天的習近平,“穩固城市,輻射鄉村,帶動富裕,包括現在的農村精準扶貧,甚至是搞了三四十年的房地產開發和城鎮化”,應該都沒有忘記“三農”問題。

雖說農民的日子開始好過一點,但遠不如城裡人生活更加愜意。看起來,城市化到城鎮化有些不同,農民來到了城市,可以買車買房,夜總會和卡拉OK也多了大量從農村跑出來的坐檯女孩子,但城裡人高人一等,悠閒自在,生活有保障,有豐厚退休金,有正式戶口(比如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的公共醫療和教育的社會福利,相信農村人是沒有的。

想想,當年城市最困難時期,毛澤東為何要搞布票,糧票,肉票,油票以及其他的國計民生票證,不都是為了加強城市管控,控制成本,國家不出大事。這其實是政權的需要,而非什麼城鄉不公的問題。城市管理的確是個不容易管好的課題。

有人跟我說,80年代先知先覺移民美國的曾經名噪一時的城市紅衛兵宋彬彬,當年思想多麼進步,帶頭鬧革命,給毛澤東戴袖章,羨煞多少城裡年輕人。然而,80年代,國家一宣佈改革開放,自己就早早跑路美國,城裡人比農村人知道事多,更識時務,看來是真的。

我是沒有宋彬彬的好福氣,但我認可老話說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坦白說,我還是挺感激國家的三個重要時期,不管人家是否有意而為之,還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

第一個重要時期:

1977年重新恢復的高考制度。多少上山下鄉的返城知識青年,也包括眾多對城市充滿著嚮往的農村小夥,通過這個還算公平的靠譜的制度,搭上了最後一班車;擺脫了黃土地;改變了身份,大多數人憑藉著高考的階梯,實現了自己想都不敢想的目標:或權力;或財富;或找到一個以前沒有可能娶到的好女人,從此徹底改變家族的命運。說一點不感謝高考制度,那是假的。

沒有高考制度,很多人空有一身本事,可能還在原地踏步走。

我記得,20多年前,有個情商比較高,但智商一般的人,已經在體制裡混了多年的公務員朋友,沒有正規大學文憑,就讀了個廣播電視大學,和參加自學考試,後來竟然做到了省委書記。也是他的本事。

第二個重要時期:

自1980年國家正式宣佈人員可以合理流動,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從此,不安分的中國人一發不可收拾。

從國有企業跑業務搞承包的萬元戶;到賣傻子瓜子的民企老闆年廣久,天馬行空賣飛機的牟其中;再到下海經商,跑到海南島淘金的眾多體制內人員,後來搖身一變成了房地產和證券公司的老闆,以及後來大批有點小本事的人員停薪留職,一窩蜂地來到珠三角外資企業的打工者,等等,都是從城裡跑出來的一群不安分的人。

於是中國大地才有了老闆和“搞定”的概念,以及富裕起來的中產階層,也從此帶動了中國人“只說買單不說結賬”的生活方式。

第三個重要時期:

自1990年後至今,國家為1億多城鎮居民建立起的公共醫療保障和養老保險制度。我認為是中國政府做得最正確的一件事。無論一線城市,還是二線,三四線城市,標準都是差不多。相信農村是沒有這個與通脹指數掛鉤的好制度的。

當然,這樣的好制度,要長期維持下去也是不容易。俗話說“不當家不知油鹽柴米貴”。希望能撐得住。

我不說太遠的,儘我的幾個已經退休的親戚,都受益於這個他們認為旱澇保收的社會福利安排。每月到點便領取養老金,吃喝有剩餘;有足夠的養老金可以住高檔的養老院;有的還為兒女提供按揭房貸。

所以我想,這些年湧現的廣場大媽舞,應該是城裡退休居民超越農村老人,過上悠閒自在生活的一個現實寫照。

另外,城裡的退休人士,有病隨時看醫生,該照CT照CT,該核磁共振核磁共振,該住院住院,國家出大頭,自己只要掏15%,有的人甚至更少。這不都是城裡人的幸福嗎?聽說農村老人有大病還是很可憐的。

我在香港生活十五年,看了三次病,據說公立醫院照CT或MRI是件很大的事,要預約半年甚至更長時間,現在的香港醫院檢查身體,都是從最基礎的血液和尿液開始的。據說台灣的健保醫院看病程序也是這樣。兩岸三地,恕好恕壞,也是見仁見智。

我相信,所有移民國外生活的中國人,對於在中國的城市裡的生活記憶,一定是十分難忘的。還是那句老話“生在福中要知福”。到了外面,有了飯吃,還有自由,自然要倍加珍惜。

祝福14億的中國城市建設得越來越好,城裡人繼續成為國家崛起的主心骨;農村能有天翻地覆的大變化,農村人也能揚眉吐氣,有更多的閒錢,有機會走出國門,成為中國真正強起來的一張響噹噹的名片。這是我的心裡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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