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去咖啡馆路上编出的四字，题目了。好像是某年回上海，住陕西南路步高里弄堂对面新楼的大伯伯说的，我的表姐夫是律师，办公室不宜放书，因为书是“输”音。
淘书记（微信）：Value Village周日收银印度裔姑娘认识我，她大学毕业，公司全职，周末再打工。在这家慈善二手店工作的还有多大生命科学的大二男生。文学架前驻足，不知谁捐了一批五六十年代绿皮企鹅版，都是英国推理小说。一个男青年推荐都是好书，可惜不是我的菜。得一本已有的亨利·詹姆斯的《欧洲人》，可送喜欢意识流的留学生。非常有影响的二战中一个英国母亲的日记。1935年德雷尔太太是穷困的单身母亲，带着四个不着调的孩子奔赴希腊科孚岛，由真人真事拍的《德雷尔一家》英剧热播。剧中可爱的小儿子长大后写了多本畅销书且是著名动物学家。这是我淘的第二本他的书。英国评论家曾经不屑于加拿大文学，现在加拿大文学奠定自己的世界文学地位，虽仍然一贯谦逊低调，比如我们安省的当代短篇小说女王门罗。找到两位加拿大作家，补我的自学文学课。玛格丽特·劳伦斯的《石头天使》有九十年代的中文版，可见中加友好。《来自阁楼的声音》开宗明义地讲清楚：什么是知识分子，他们是喜欢读书的人。
周末参加团契聚餐，与来自安徽阜阳的年轻人谈到王鼎钧回忆录提及的抗战时期山东流亡学生：阜阳入读国民党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创办的私立中学，后改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年轻人一点不知道这段历史。我对中国的县名一向不熟识，回家特别翻笔记本，怕记错地名。未料记对了。后来我发邮件给年轻人（请转发的），建议他读一读，书里记载了阜阳的风土人情。这所学校在教育史上的重要性还在到了台湾后的澎湖事件。
读书有什么益处呢？就算是《两地书》里，读到的不单是情书，而是折射出二十年代的社会，学潮、工会，乃至书里多次讨论的邮政，比如上海到北京的信基本是六天，然鲁迅与许广平发现五天，记录的物价也是有价值。
加拿大作家Robertson Davies在一九六〇年的《A Voice From Attic》，写出读书是艺术的观点，我慢慢翻看，很是享受。比如他比喻英国书和美国书是茶杯和茶托（cup and saucer），加拿大的书是调羹（spoon ）。早上我喝老邻居家带回的一大盒Costco的Twinngs的伯爵茶，用三十年代的“英国书”和“美国书”，再用“加拿大银制书”，搅动茶水与蜂蜜柠檬了。是不是像艾略特诗句“Before the taking of a toast and tea”，我可以胡思乱想了。
终于弄明白慈善二手店的印度姑娘收银很是友好，给我旧书是价目表上最便宜的价。接下来我只会在她当班时买了。
在小黑皮笔记簿上写字，在咖啡馆写更是惬意，那些小字好像梭罗观察的小蚂蚁排队来到我的笔下。
二月不必做工，每天读好几个小时的书，人生太短，中年在走下坡路，那些书排列着，像罗马大道上的里程碑，伴到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