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時代，人類已經成為對我們星球造成毀滅性生態影響的地質因素，今天我們將從人類世的角度探索威尼斯這座水上之都的歷史。（人類世，即the Anthropocene，是一個非官方的地質時間單位，用來描述地球歷史上人類活動開始對地球氣候和生態系統產生重大影響的最近時期。）
其中包括威尼斯瀉湖是如何在歷史上得到成功的管理，對我們當代環境治理的實踐進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上世紀60年代以來，威尼斯巨大的工業區馬爾格拉港工人的鬥爭，把他們與有毒工作條件的鬥爭看作是一次重要的環保正義行動。還有1516年在威尼斯建立的猶太人貧民區，這是一個被迫生活在有限的文化和物質邊界內的社區的例子，成為了在我們被環境包圍的時代吸取寶貴教訓的來源。
– Chapter 1 –
威尼斯的水和土地管理
1751年，數學家貝爾納多·特雷維桑發表了文章”在威尼斯湖上”，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和他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水利專家之一，討論了塞倫尼西瑪在長達數百年的維護陸地和海洋平衡的努力中所採取的最重要的行動。這些行動包括定期挖渠、修建河道、築堤、築壩和水利工程，大陸的河流和溪流的改道。
特雷維桑的書用一個寓言的正面描繪了威尼斯從羅馬帝國廢墟中崛起以來所面臨的環境挑戰，當這本書出版的時候，威尼斯最緊迫的環境威脅是沉積物攜帶和沉積在湖中的水流堆起的淺灘。在這場看似永恆的海陸衝突中，雙方都沒有完全佔上風，也不符合雙方的利益。威尼斯總是與失敗者聯合在一起：共和國不時以同樣的熱情努力避免海水氾濫。
這種長期的努力產生了許多相互關聯的結果，決定了威尼斯的歷史以及它的文化和景觀。例如，在行政和政治層面，共和國在16世紀早期建立了”水域治安法官”，這是一個強大和長期存在的機構，它在2014年之前一直存在，負責瀉湖的水管理。
威尼斯在其歷史過程中成為科技創新的中心，這裡有水利專家、數學家、工程師、地理學家、自然哲學家、礦工。比如維羅港，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水利工程，它把寶河的主要分支轉向了瀉湖以南，他們還建立了義大利通訊社，這是義大利的第一個雜誌，其中有一個專門討論科學的欄目；此外還有地下蓄水池中的淡水儲存和過濾的複雜系統，成就了威尼斯”水裡無水的城市”的名號；以及製圖師文森索·馬里亞·科洛內利1712年的建議，建造一條連接阿迪熱河和加爾達湖的引水渠道，以防止河流淹沒鄰近的平原，這是一個有野心也有爭議的項目，直到20世紀才實現。
最不發達國家推動的許多行動在共和國內部和與鄰國一起引發了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問題，水資源管理中在某一點上解決一個問題意味著在其他地方引起其他問題，威尼斯對這個教訓的了解十分透徹。另一個影響是，瀉湖的人類和環境歷史變得糾纏不休，很難分開處理。
從這一觀點來看，威尼斯瀉湖的水管理歷史可以告訴我們，在面對環境挑戰時應採取哪一種辦法，威尼斯和它的美麗之所以能夠存在如此之久，正是因為他們學會了如何適應多變的環境。
90年代實行了嚴格的環境條例，減少土壤和地下水汙染，但瀉湖仍然受到非生物降解汙染物的影響，這些汙染物助長了浮游植物大量繁殖，反過來又會造成重大的環境問題。工業活動的後果不僅表現為生態系統的破壞，還表現為工人的間皮瘤疾病，這是一種長期接觸石棉引發的無法治癒的癌症，其症狀隨著時間逐漸惡化。20世紀70年代受感染工人的病例預計在2010至2030年達到頂峰。
工業活動的後果要求重新評估當今後工業社會的經濟進步概念，這意味著考慮到有毒工業生產的工作條件沒有改善，而是外包到遙遠、隱蔽的地區，從而導致階級鬥爭的減少。
歷史表明, 不自然的並不一定意味著壞的，靈活性也是關鍵，這一概念既適用於威尼斯，同樣適用於當今的國際社會。堅持這一點將有助於我們打破對人類世辯論的演變構成嚴重威脅的意識形態障礙和偏見，共同學習如何最好地解決看起來無法解決的問題，遠比進行時髦但毫無用處的討論，討論”誰應該為正在發生的事情承擔最大責任”，或者在末世論中呼籲”在一切還為時已晚之前拯救世界要重要得多。
– Chapter 2 –
馬爾格拉港的工人階級環保主義
20世紀初，威尼斯市的城市和領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港口的交通和能力達到了最大限度。1917年決定發展一個新的現代化商業港口和毗鄰工業區的計劃，1919年港口的建設開始了，當時人們錯誤地認為港口與歷史名城威尼斯有安全的距離，這涉及為城市和工業發展而進行的大規模挖掘和土地開墾，到1928年，在馬爾格拉港的工業綜合體中成立了近60家公司。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需求的增加，這個地區實現了指數式增長，工業生產大大加快。在戰後短期調整之後，地區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其特點是港口和第二工業區進一步擴大，主要側重於石油開發。1955年，米蘭愛迪生電力公司開辦了一家石油化工廠，10年後，愛迪生和蒙特卡蒂尼的合併標誌著工業區就業高峰，330家公司僱用了近4萬名工人。
這一新階段的工業化巨無霸計劃是以石油化工為基礎的經濟增長，而石油化工與眾多的環境、健康和安全危害有著不為人知的聯繫。主要活動和製造過程涉及使用危險化學品，特別是氯，這是有毒、致癌、致畸和嚴重擾亂環境的。它們以有害副產品的形式汙染和留在環境中的能力，缺乏適當的規章、程序和議定書，導致周圍的生態系統，水、土壤和空氣受到有害的破壞，對工人和周圍的人口造成嚴重的健康影響。
儘管健康和安全條件惡劣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60年代工人們才聯合起來，在一系列抗議行動中分別行動。1962年，義大利一場廣泛的階級鬥爭始於馬爾格拉港，成為激進和自由主義左翼團體的活動中心。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反獨裁和自由主義方面的理論工具與工人階級的實際鬥爭結合起來，工人主義的存在是工人階級制度向直接民主控制的重組。
他們參加了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大規模起義，其特點是獨裁主義和惡劣的工作條件、健康和安全危險、低工資和工作強度的急劇增加。馬爾格拉港工人委員會在整個60年代至80年代影響甚大，通過強有力的罷工、糾察、抗議，他們要求改善勞動條件，並強調相關的環境退化，實行一種所謂的工人階級環境主義。
馬爾格拉港動員了眾多工業工人，目的是毫不含糊地挑戰”有害性”的化學物質與石油化工工作方法。工人委員會對影響人類健康和環境是不可避免的論點提出了質疑，委員會要求改變工廠和設備，減少工作時間，同時保持目前的工資，減少接觸毒性的機會，並建立有控制的、可持續的生產模式。
政治生態學家伊曼紐爾·列納迪也分析了工人主義的潛在環境因素。他認為，工人階級的環保主義以這種方式挑戰、掌握和利用自然和勞動力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技術，目的是增加資本積累。
– Chapter 3 –
生活在水下：猶太人區的人類世
人類世如何影響為社會遏制目的而建立的一個小廣場，貧民區可能是研究威尼斯很好的例子，它的歷史最初似乎與人類世的主題和關注沒有明顯的聯繫。由威尼斯共和國於1516年建立的猶太人隔離區，今天是一個宗教中心和一個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有五個16世紀的猶太教堂和一個博物館。
“貧民區”現在是一個全球性的排斥說法，歷史上指的是其他早期現代猶太人的極端主義者，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建立的猶太人隔離區，更普遍的是指城市的種族隔離。象徵性地說，”貧民區”可能意味著任何形式的身體或心理孤立。社會學家理查德·森尼特認為”貧民區”是一個預防性空間，旨在保護大多數基督徒免遭猶太人的汙染，表明了包容、排斥和適應的過程，這些過程可能與氣候危機的動態相類似。
蓋特托特猶太人是一個由逃離戰爭和迫害的多語言難民組成的混合體，他們的歷史表明，各國如何執行雙重政治措施，實現對弱勢少數群體的控制、監督和經濟剝削，從增強權能的角度來看，猶太人為適應新的城市環境而採用的適應性戰略、苛刻的限制和不熟悉的文化座標，可以為因氣候變化而流離失所的生態移民人數激增提供一個模式。
猶太人在猶太人區禁止擁有財產，他們在一個非常有限的地區容納了越來越多的居民，食物也受到限制。規則並不等同於可持續性，有鑑於此，它們可以成為在資源有限的世界中對糧食採取更有意識和更合乎道德的做法的範例。
猶太人於1797年獲得解放，逐漸融入義大利社會。在他們文化同化的高峰時期，法西斯政權在1938年宣佈他們為”敵人種族”，為1947年246名猶太人從威尼斯被驅逐到奧斯威辛鋪平了道路。
進入新千年，貧民區在威尼斯易受海平面上升影響的大背景下，向視覺藝術家和作家提供了啟發，展示了藝術的預期和認知能力。米娜·亞歷山大的詩《阿誇誇阿爾塔》將不同的氣候融合在一起：”小時候，我在半個世界之外的地方漂浮在一隻黑色的獨木舟裡，它在高水位下沉沒。瀉湖在季風季節膨脹，淹沒了貧民區”。
這一詩意的形象揭示了氣候變化特徵不同的氣象系統的不可思議的混亂和相互聯繫，使貧民區成為反思當今尚未得到國際法承認的生態難民和500年前早期現代難民部分的焦點。專注於孟加拉國的威尼斯社區，逃離東南亞被洪水淹沒的土地來到一個被洪水淹沒的城市，重新激活了人們對威尼斯的看法，認為威尼斯是一個以人員和商品的全球路線為定義的國際化城市，反對浪漫和逃避現實的現代幻想。
更直接地說，2018年，由貝特·威尼斯組織邀請的一批藝術家和學者參加了居住項目，在耶路撒冷和克拉科夫舉辦了展覽，包括特定地點的藝術品和書籍在內的大型雜誌，還有一本帶有拼貼畫和猶太人生態觀點的小書。在國際背景下將貧民區確立為人類世的場所，宗教文化對環境危機的一般性辯論作出了重要貢獻，並質疑堅持支配自然的統一西方文化與更生態友好的土著知識之間的陳規的對立。歐洲還居住著各種少數民族文化，它們的生態環境可以與主流科學和文化一起動員起來，迎接我們不確定世界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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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排版：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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