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風從安地斯山上下來，
穿過海濱的沙丘地帶就變得熾熱而強烈。
這風捲著沙土沿河吹來，到了城裡，
遠遠望去就像天地之間有副耀眼的盔甲。」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綠房子》
」
將沙漠視為沒有生命的空間則可以進行合理的開發和實驗，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沙漠可以讓人類的思維超越對空間和地點的普通概念。
「沙漠」這兩個字在今年夏天曾兩次成為全球頭條，一是諾蘭的《奧本海默》於7月上映，講述了把新墨西哥沙漠變成第一枚核彈試驗場的故事。雖然沙漠在電影劇本中完全沒有體現，但它對曼哈頓計劃及其毀滅性的結局至關重要。
兩個月後，內華達沙漠黑巖城的土地上，一年一度的火人節因暴雨被世界矚目，曼哈頓項目和火人節的實驗精神把所謂的空無一人的沙漠空間變成了可以承載無限可能的場所。
有沒有一種可能，沙漠也可以成為人類的家園呢？
與《奧本海默》和火人節中呈現的沙漠不同，對於在沙漠中生活的土著居民來說，它是有溫度和情感的空間，更是有屬於自己文明的一方天地。
沙漠景觀佔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一，年平均降雨量為250毫米。沙漠也並不都是一樣的，根據國家地理資料統計，只有五分之一的沙漠是沙質的，其他的則由岩石平原、山谷和山脈組成。這種景觀的多樣性促進了生物多樣性的形成，適應乾旱和極端的溫度，白天炎熱，晚上寒冷。沙漠促進一種獨特生命的生長，這種生命包括植物，艾草等藥材，以及昆蟲和哺乳動物。
1927年6月，植物學家沃爾特·丁尼生·斯文格爾（Walter Tennyson Swingle）被法國殖民當局邀請到摩洛哥沙漠的棕櫚林參加一個調查任務，調查對象是一種真菌病，這種病曾在維多利亞的富鎮菲格和布丁布襲擊過棕櫚林，斯溫格爾要幫助法國科學家調查這種疾病的本質。
他抓住了這個機會，除了了解導致棕櫚樹枯萎的有害疾病，他還觀察了當地人如何照料棕櫚樹，如何授粉和清潔樹木。他在布丁布遇到的一個部落領導人給了他11個麥喬爾式的棕櫚枝，他把這些枝條送到了華盛頓特區，在種植於加利福尼亞之前轉移到莫哈韋沙漠進行了為期兩年的檢疫，一百年後，存活下來的九個分枝成為了加利福尼亞沙漠中幾千棵美喬爾棕櫚樹的祖先。
駱駝是沙漠的象徵，這則廣告展示了科切拉山谷的第一個大棗節
1500年至1900年期間，數百萬人離開撒哈拉，在北非和所謂的”新世界”變成奴隸，甚至直到50年代，法國殖民文學都充滿了從撒哈拉社區遊牧民和定居者那裡獲取勞力的描寫。
從法國佔領後的文字資料可以看出，他們使用駱駝來獵捕老鼠、羚羊、老虎和兔子。馬克·吐溫在1872年出版的《Roughing It》一書助長了人們對土狼的仇恨，以及後來消滅土狼的企圖，如作者福雷斯特·布萊恩特·強森（Forrest Bryant Johnson）描述，當時美國政府正從埃及進口駱駝和駱駝馴養師，用於與猶他州的摩門教徒和美洲原住民作戰。
這些採掘和實驗的努力是所謂的撒哈拉主義的產物，可以說這是一種普遍的意識形態，在大眾的想象中，沙漠是空曠、可開發和可交換的空間。
由於沙漠被視為 “無主地”（res nullius），國家、軍隊和風險資本家出於各種目的對沙漠任意支配。這種現象無處不在，但卻一直未被命名，其影響，無論是話語上的還是現實中的，至今都未引起輿論界的關注。
我們姑且將其稱為 “實驗性撒哈拉主義”，從農業生產到工業基礎設施，從核試驗到太陽能收集，從新技術到整個新城市，實驗性撒哈拉主義得益於沙漠預設的空。當沙漠被概念化為荒涼、沒有生命甚至危險時，它就提供了無限的可支配土地，可以被自私自利的管理制度所利用。遊客拍攝的沙丘和駱駝照片等看似美好的事物，本質上都是由撒哈拉主義的傳統和暴力所決定的。
帝國主義將沙漠視為荒地和荒野，並將其編入語言。法語詞典對荒漠的定義是無人居住、空曠和缺乏人類活動。與英語一樣，它與沉悶、赤裸聯繫在一起。”ṣaḥrā’（沙漠）”一詞並不是阿拉伯語或阿馬齊格語中用來描述這種地貌的唯一詞彙。Bādiyya、barriyya、baydā’、sabsab、arā’、flāt、mafāza、fayfā’也用作表述沙漠，根據地形或當地的 “沙質 “或 “石質 “而有細微差別。
雖然源於 “沙漠 “一詞的英語和法語詞義在詞根ṣ-ḥ-r中沒有對應詞，但這個詞根可以生成幾個與沙漠密切相關的動詞和動名詞，包括烹飪(ṣaḥara)、無人看管土地和沙漠化。這個詞的阿拉伯語來源根本不指空虛，而是強調不同元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說沙漠並非真正荒蕪，它是知識、傳統和訣竅千年生產和傳播的場所。
在撒哈拉本土語言之一阿馬齊格語中，沙漠的其中一個表達是tinariwin，它的意思是複數的沙漠，沙漠不是單一的空洞，而是因其複數性而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是充實的：這些地方不斷充斥著其他形式的存在，甚至包括靈魂。
法國對撒哈拉的統治跨越了整個20世紀，格拉迪斯在20世紀20年代指導了第一次穿越撒哈拉沙漠的探險，20世紀60年代進行了核試驗
法國和阿爾及利亞關於遺骸和炸彈放射性後果的談判尚未得出結論
英語和法語作為從未有過本土沙漠的國家的語言，突出了無人居住土地的荒蕪性，並以此為跳板進行再利用或變現，也就是剝削性開發。從1900年到1962年，雷諾、貝利埃和雪鐵龍等法國汽車製造商在撒哈拉沙漠中測試了無數產品。在汽車工業試圖打入這些地區的同時，殖民主義的陳詞濫調也開始流行起來，將特定地區汙名化為 “沙漠中的沙漠”。
梅里埃姆·凱拉斯（Mériem Khellas）在《柏利葉的非洲》（L’Afrique de Berliet）一書中提到，當法國在撒哈拉的軍事和經濟地位越來越具有戰略意義時，柏利葉甚至設計了一款名為 “羚羊”（Gazelle）的六輪卡車，併為其配備了專為沙漠設計的引擎。
沙漠的轉變總是與人類的興趣和對統治的渴望交織在一起。
19世紀，法國和英國啟動了跨非洲火車項目，以連接它們的殖民地。除了便利開採殖民地領土上現有的農業和礦產資源以及加速向殖民地出口國內產品之外，一列穿越沙漠的火車成為了人類戰勝自然的證明。
雖然圖阿雷格斯上校被謀殺，甚至在1900年法國控制了整個撒哈拉之後，法國的鐵路運輸計劃也告一段落，但法國在早期橫跨整個非洲的火車卻因圖阿雷格斯被毀而中斷了，英國修建了鐵路基礎設施，將其從埃及到南非的殖民地連接起來。
除了經濟目標之外，這些項目的內容還涉及大量測試現有技術或設想新技術，以克服沙漠環境帶來的挑戰。冰箱的發明者查爾斯·泰利埃甚至建議建造一輛由沙漠太陽提供動力的火車，以便”和平”地開拓西非。
除了商業利益外，與這些項目所要求的不同政府部門的合作表明，試驗性的撒哈拉文化不是個人的領域，而是國家對沙漠的迷戀和改變沙漠的領域。
撒哈拉的實驗利用了建築和技術的進步，把所謂敵對的沙漠景觀轉變為人類的友好環境，完全抹除了沙漠的特質。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的新潮正在給沙烏地阿拉伯北部帶來新的變化，這也許是當代最生動的例子，由氣候工程和計算機輔助模擬提供動力。
歷史學家菲利普·萊曼（Philipp Lehmann）在《沙漠伊甸園》一書中描述道，早在1882年，法國軍事地理學家弗朗索瓦·埃利·魯代爾（François Élie Roudaire）就試圖在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之間的某地區建造一個內海。這一大膽而龐大的計劃得到了蘇伊士運河設計師費迪南德·德·萊塞普斯的支持。
當時的地理學家和殖民主義者亨利·肖塔爾寫道：”這就像野火一樣一發不可收拾。在這些從地中海借來的水的有利影響下，這個國家的面貌發生了神奇的變化。沙地變成了肥沃的土地，上面長滿了樹林、草地和莊稼，為數不多的村莊被眾多人口稠密、工商業發達的城鎮所取代。魯代爾的內海不僅改變了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之間的航運，還改變了沙漠的生態系統，為撒哈拉沙漠帶來了新的動植物群。
在肖塔爾看來，”地中海進入撒哈拉 “是戰勝自然的象徵，是值得在全球範圍內宣揚的事件，不過幸運的是，這個項目耗資巨大，無法繼續進行。
20世紀50年代末，索爾頓海成為釣魚和划船的天堂。
但是這片人造綠洲在沙漠中並不是一個”奇蹟”。幾十年來，由於依賴農業經營，加州農民繼續面臨乾旱和缺水，這已成為一場生態災難。
撒哈拉沙漠內海的環境可能會比《索爾頓海災難》更具有破壞性，這是一個位於科羅拉多沙漠的人工湖，建於1905年，當時科羅拉多河洪水沖垮了正在建設的灌溉渠。原本的度假勝地水體慢慢乾涸，農業生產中鹽度的增加和農藥的流失正在破壞整個生態系統。更多的海岸線暴露，化學塵埃被風吹向鄰近的社區，不難想象撒哈拉的內陸海會淹沒多少綠洲，會形成多少沼澤。
撒哈拉試驗主義不遺餘力地為其目的動員沙漠，惡劣的條件使沙漠成為測試和培訓人類作戰能力的適當場所。面對1942年納粹佔領北非的情況，萊斯利·麥克尼爾將軍下令建立沙漠訓練中心，美軍士兵將在這個中心跨越46000公里地區的”重建的撒哈拉”中為沙漠戰爭做準備。
歷史學家薩拉·賽克茨表示，試驗場也使人們能夠測試軍事裝備和偽裝技術，並促進了”坦克和其他車輛的更好維護，甚至催生了新的供應品，防塵呼吸器”。南加利福尼亞州和西亞利桑那州並不是撒哈拉，它們的地形、語言和生物群落都不相似，但是撒哈拉人把沙漠看作是可以相互支持的空間。
早在1908年，政治經濟學家保羅·勒羅伊·坦博利厄就把土耳其斯坦的”飢餓草原”比作撒哈拉的”飢餓之地”，在1945年核時代到來之後，沙漠的這種單一化變得更加清晰。
美國製造核彈改變了試驗性撒哈拉的性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變了沙漠。儘管最早是在法國和德國開發的，但美國的原子研究已經完善，曼哈頓項目釋放了原子裂變和武器化輻射所產生的能量，成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1945年，美國政府選擇了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來試驗第一枚核彈，四年後蘇聯選擇了哈薩克塞米巴拉金斯克試驗場的草原。英國1956年在澳洲的馬拉林加進行了自己的試驗，法國在60年代使用了撒哈拉。
鑑於其固有的致命性，核實驗將沙漠的空曠作為其存在的必要條件。法國將軍夏爾·艾勒雷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在雷加內與泰薩利特之間的廣袤空間裡，沒有任何生命存在，因此塔內茲魯夫特享有盛譽”，他很贊同法國選擇在撒哈拉沙漠引爆第一顆原子彈，艾勒雷沒有提到這一地區曾發生過法國士兵與圖阿雷格人之間的血戰，如1917 年的塔內茲魯夫特戰役。
“空”指的是地理學家艾米爾·塔塔·費利克斯·高蒂耶的宣傳,他是阿爾及爾大學的一位教授，也是一位強大的殖民主義學者，他對撒哈拉的看法影響了幾代法國官員。他在1923年寫到，塔內茨魯夫特”指定了部分完全死亡的阿爾及利亞撒哈拉”。20世紀50年代，法國官僚、政治家和軍官利用了這一做法，這種情況反覆出現。
試驗原子彈還需要建造實驗室和設施，與農業或基礎設施項目不同，輻射的致命壽命可以持續幾千年，今天核試驗還在持續影響全球人口。
世界各地的沙漠被用作試驗場和訓練場，歐文堡及其位於莫哈韋沙漠的波特金村莊是美國軍隊的主要訓練中心之一。鐵堡市是一座擁有500多座”建築”的伊拉克城市的娛樂場所。
進入21世紀，控制論和無人機技術的興起給沙漠帶來了不同類型的實驗。就在2017年，國家公共廣播電臺報道說，在莫哈韋的美國士兵正在”測試到底有多少資訊可以放在地面部隊手中，他們可能不得不與像俄羅斯或中國這樣具有強大網路能力的人作戰”。
2018年和2020年，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和茅利塔尼亞政府使用無人機與蝗蟲作鬥爭，嘗試確認無人機在不同沙漠條件下的能力，今年在阿曼開展了類似的行動。無人機可以在難以進入的地區探測到蝗蟲，並幫助專家防止它們破壞農作物和樹木，無人機的耐久性及其抵禦高溫和收集資料的能力也在測試中。一些人權活動家已經提請注意無人機如果被用於監測移民可能會帶來的威脅，包括那些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必須穿越沙漠地才能到達地中海的移民。
我國塔克拉瑪干沙漠正在修建新的道路，由於石油和天然氣勘探者發現了新的鑽井地點，必須鋪設數百公里的沙丘以便能夠運送人員和技術材料。
《奧本海默》是對試驗撒哈拉主義的歌頌，也反映了這樣一個現實：人們認為小工具、測量圖表和績效考核比沙漠本身更重要。試驗撒哈拉主義最奇特的地方在於，科學家沒有參與有關他們所做實驗的公開討論，彷彿科學成了政治家和官僚的專利。沙漠是美國地理學家特雷弗·帕格倫筆下的 “黑暗地帶”的典型例子，指地圖上沒有標記、可以進行秘密活動的地方。
然而，沙漠中沒有什麼是穩定的。風會吹動沙丘、骨頭和地標。道路會被掩埋，火車軌道會迷失方向，腳印也無法在下一陣風中倖存。
沙漠暴露了一切，但它也喚起了遵守生存倫理和生態關懷理念的多種形式。對沙漠的研究積極主動地推動我們的思維超越普通的空間和地點概念。關於沙漠，我們不知道的事情還有很多，或者說我們對這個地方的想法有很多是來自於旨在解構的錯誤觀念。
沙漠是有歷史的地方，儘管試驗性撒哈拉主義的行為和論述具有還原性，但沙漠也向可能的、不同的未來敞開大門。
*圖片來源於網路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請勿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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