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由諾曼·福斯特基金會發起的諾曼·福斯特學院在馬德里舉行了揭牌儀式，並推出了”可持續城市”課程，這是一門結合實地考察和學術研究的碩士課程。以下是諾曼·福斯特的就職演說，除了概述新學院的課程和結構外，他還倡導採用整體方法來設計和管理城市，或許能成為未來幾代建築師和公民領袖的指導思想。
我們為什麼決定建立一所學院，為什麼要開設為期一年的城市與可持續發展全日制碩士課程？這些都是很自然要問的問題，尤其是因為諾曼·福斯特基金會在過去六年裡一直在開展研討會、公開講座和其他活動等教育計劃。
答案有幾個。首先，我認為這是因為基金會的教育計劃非常成功。研究所從計劃中發展而來，它可以在涉及城市化和城市的每個問題上受益於基金會的全球專家網路。我們非常感謝這些專家和他們所代表的機構慷慨地為我們提供時間和智慧。
城市是我們的未來，支持這一觀點的統計資料不勝列舉。城市與我們的財富、成長、氣候變化、生活質量息息相關。但是，用溫斯頓·邱吉爾的話來說，我們塑造了城市，城市也塑造了我們。城市要發展、演變並應對變化的挑戰，領導和管理城市的人就必須做出決策。這些決定是理性的還是感性的？是基於資料還是基於審美和主觀想法？是基於事實還是錯誤資訊？是自下而上、讓社區參與的方法，還是自上而下的強加？歷史的教訓是否會得到重視？
左：所有城市類型
右：理想城市
諾曼·福斯特研究所正是這些問題的核心所在。第一期課程將向約30名研究生學者開放，重點是培訓未來的公民領袖，讓他們能夠憑藉知識和經驗的力量發揮領導作用。
其他課程還將陸續推出，可能會更短、更密集，面向那些已經通過委託或採購基礎設施和建築工程來塑造我們的環境的人。這些課程可以為公共機構或企業量身定製。
這第一門課程將有別於其他教育機構，主要是大學提供的課程，學術界也有不足之處，除了我自己作為一名實踐城市學家和建築師的經驗外，當我聆聽許多年輕學生和畢業生的心聲時，毫無疑問，學術界與現實生活之間存在著脫節。基於這種考慮，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建議，希望將學術和實踐這兩個世界的精華融合到一個為期一年的包羅萬象的課程中。
為此，我們在距離基金會總部幾分鐘步行路程的一棟獨立建築內新建了一個城市實驗室。實驗室配備了最先進的數字設備，可以創建選定城市的虛擬雙胞胎。這些虛擬孿生城市可以作為探索設計變化的互動工具，它們可能是全市性的倡議，也可能是針對某個社區或公共空間的規模而提出的建議。
我們將這些實驗室研究與我們的專家網路在課堂上主持的研討會相結合，然後將課程轉移到三個試點城市之一的現場，以應對現實生活中的設計挑戰，並通過城市管理者與社區進行接觸。這些挑戰是項目的基礎，項目將由學者和他們的導師共同開發，並在年底回到試點城市進行展示，這些短期項目將與長期可持續目標相結合。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城市科學團隊對城市空間進行數字建模，團隊由與諾曼·福斯特研究所合作的肯特·拉爾領導。
溝通能力與領導力息息相關，而這些技能是可以傳授的，因此也是課程的一部分。在第一次迭代中，參與城市為歐洲城市：雅典、畢爾巴鄂和聖馬利諾。不過這種方法是通用的，所使用的方法可以適用於許多不同類型的城市，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亞洲的、非洲的、美洲或阿拉伯。所有城市都各不相同，但卻面臨著許多相同的挑戰。
我們的教務長埃德加·皮特斯（Edgar Pieterse）是開普敦大學非洲城市中心的創始主任，未來的課程將以非洲為重點，特別是考慮到估計到2050年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將是非洲人，其中大部分生活在非洲城市。作為聯合國在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城市倡導者，我看到了城市之間如何相互學習，順便提一下，基金會已被認定為聯合國卓越中心，本課程將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掛鉤。
課程的另一個重要環節是麻省理工學院及其由達瓦·紐曼（Dava Newman）領導的媒體實驗室。媒體實驗室的城市科學小組由肯特·拉森（Kent Larson）領導，他是城市空間數字建模的先驅。肯特和他的團隊曾與基金會合作開展項目和研討會，肯特和我是本課程的共同主任。
肯特也採用了我之前概述的循證方法，我們認為本課程應在以下兩個方面取得平衡：一方面，接納各種類型的城市，利用各種工具和技能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同時減少碳足跡；另一方面，推廣我們對未來城市的理想願景。
學院揭牌儀式現場
實際上，應用我們理想城市背後的原則，可以幫助任何類型的城市更好地塑造其未來。那麼，我們要宣傳的烏托邦願景背後的原則是什麼呢？
我們鼓勵建設緊湊、高密度的步行城市，而不是完全或主要依賴汽車的無序擴張城市。我們提倡步行友好型街區，其分區可以很好地平衡生活、工作、教育和休閒空間的鄰近性。我們倡導重視文化和遺產，特別是在許多城市發源地的歷史核心區。
最後，在這一簡短而不完整的總結中，我們要強調連通性的重要性，最好是通過高質量的公共交通，以及在整個大都市區促進自然、綠化和生物多樣性，包括可容納城市農業的更大空間。
這些願望聽起來可能有點耳熟。在遊客最想去的地方、人們最想定居和養家餬口的地方的調查中，那些在民意調查中名列前茅的現有城市已經具備了我提到的許多要素。對生活質量有益的東西也恰好對地球有益。一個緊湊的城市與一個無序擴張的大都市在能源消耗上有著巨大的差異，這還不包括對珍貴的鄉村和自然的吞噬。
迪拜的綠色城市計劃
肯特和我，以及學術機構和主席們，都支持”美麗城市”。如果說城市是眾多建築的集合體，那麼它則是由基礎設施這一城市粘合劑聯繫在一起的。基礎設施包括公共空間、林蔭大道、街道、廣場、廣場、橋樑、終點站和地鐵，這些基礎設施決定了一個城市的特徵和基因。
它可以而且應該是美麗的，歷史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借鑑，行動主義的歷史也很重要。簡·雅各布斯在20世紀60年代呼籲尊重城市的複雜性和自發性，這一點我們並不陌生，而且完全符合本課程的核心——系統化設計方法。
20世紀60年代還湧現出了一些活動家，他們將文字與草圖和照片相結合，以抗議當時破壞傳統城市美感的公民破壞行為。他們還宣傳了過去傳統城市景觀設計的原則：驚奇和封閉。這些來自過去幾代人的資訊在今天顯得更加重要，對我來說，這些資訊可以追溯到我在曼徹斯特和耶魯的學生時代。
20世紀80年代，我開始關注一種新的城市空間設計方法。這種方法將觀察與計算機輔助設計相結合，以量化行人流動的連通性，這種方法由倫敦大學學院巴特利特學院的比爾·希利爾教授首創。當時，我正在領導倫敦國王十字路口（King’s Cross）改造總體規劃的制定工作，規劃將把一片鐵路道岔荒地改造成一個新的公園、街區和歐洲火車樞紐。我以此為契機，把希利爾和他的團隊從學術界拉了出來，讓他創建了一家名為”空間合成”的諮詢公司。
倫敦國王十字路口改造
蒂姆·斯托諾（Tim Stonor）是他當時的學生之一，他繼承了空間合成的優良傳統，並繼續為基金會和現在的研究所提供幫助，這一點值得稱讚。
有這麼多的贊助商和支持者幫助使這一新研究所成為可能，就像研究所及其首批學者一樣，他們是真正的全球性人物。我們的基地在馬德里，因此，馬德里自治大學與我們建立合作伙伴關係，正式承認我們的第一門課程為碩士學位課程，這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
最後，聯合國秘書長請我在大會上就總體規劃的重要性發言時，我想起了丹尼爾·伯納姆在1909年談到他的《芝加哥計劃》時所說的話。他的話對今天的城市和規劃仍然有用：
– 不要做小規劃；
– 制定宏偉計劃；
– 高尚的邏輯圖永遠不會消失；
– 讓秩序成為你的座右銘，讓美麗成為你的燈塔。
」
*圖片來源於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請勿商用
————
編輯/排版：Z
祝你開心
點選查看更多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