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是一名醫生，卻改變了天文學》中，作者詳細介紹了作為天文學家德雷珀的一生。而他的成就離不開自己妻子安娜的支持與協作。在德雷珀去世後，安娜為了紀念自己的丈夫，並使他們未完成的事業以最高的效率被完成，她用28年的時間持續資助哈佛天文臺的一個天文學團隊，直到其逝世。最終，哈佛天文臺獲得20多萬顆恆星的光譜，並將它們分類後編制為著名的「亨利·德雷珀星表」。安娜的遠見與慷慨有力推進了天文學與宇宙學的發展，在她的支持下，多名哈佛女計算員成長為傑出的天文學家，鑄就了哈佛天文臺的輝煌。她的姓名與繁星同輝。
在天文學（包括天體物理學）領域，以亨利·德雷珀（Henry Draper，1837-1882）命名的「亨利·德雷珀星表」（Henry Draper Catalogue）是一個無法繞開的重要名詞。德雷珀星表記錄了幾十萬顆恆星的光譜與亮度。它是人類認識恆星的一個巨大的寶庫，對天文學的幾乎所有分支都有重要影響。
然而，德雷珀星表卻並不是亨利·德雷珀本人編制的。那麼，為何這個星表以德雷珀為名？這是一個曲折卻波瀾壯闊的故事。
一位被遺忘的女科學家
在科學史上，有一個特殊的女性群體，她們協助自己的丈夫或男性親屬從事科學研究，但她們並不被視為相關研究的合作者，因此往往籍籍無名，或者只是偶爾被提起。
亨利·德雷珀（以下簡稱為「德雷珀」）的妻子安娜·帕爾末·德雷珀（Anna Palmer Draper，1839-1914）就是這個特殊群體中的一員。
安娜於1839年9月19日出生於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斯托寧頓（Stonington），原名為瑪麗·安娜·帕爾末（Mary Anna Palmer）。她的父親科特蘭德·帕爾末（Courtlandt Palmer，1800-1874）是一名富裕的律師、商人和房地產投資者，母親是瑪麗·安·蘇伊丹（Mary Ann Suydam，1812-1867）。
安娜·安娜·帕爾末的畫像。│圖源：John White Alexander（1856-1915）
安娜的父親老帕爾末出生於斯託寧頓，少年時就移居紐約，後來因投資房地產而致富。此後他又投資鐵路，擔任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與斯托寧頓鐵路公司的總裁。他還是紐約安全存款公司（Safe deposit company of New York）的創始人之一以及幾家商業公司的董事。[1]這些商業投資使他成為紐約的富豪之一。
安娜從小在紐約的麥迪遜（Madison）大道的一幢豪宅里長大，這是老帕爾末出資蓋起來的。她有一位哥哥理查德·帕爾末（Richard Suydam Palmer，1834-1870）與一個弟弟小科特蘭德·帕爾末（Courtlandt Palmer Jr.，1843-1888）。
1867年，28歲的安娜與30歲的德雷珀結婚，去掉原先的首名「瑪麗」，並隨夫姓。婚後，安娜立即成為德雷珀的助手。為了將盡量多的時間投入到科學研究，他們的蜜月之旅最遠只到達下曼哈頓（lower Manhattan）城區。他們到那裡的目的是購買一塊玻璃鏡坯。[2]夫妻倆將其打磨、拋光、鍍銀後，使其成為口徑為28英寸（71釐米）望遠鏡的主鏡。
安娜自幼居住的豪宅也成為夫妻二人的共同財產。二人將它的一部分改造為實驗室與車間，並將另一部分用以舉辦科學沙龍與科普講座（可以容納200位聽眾[3]）。
在需要觀測星空時，他們就去黑斯廷斯（Hastings）的天文臺內觀測，在距離天文臺2英里的多布斯費裡（Dobbs Ferry）的住處休息。[3]德雷珀每次觀測，安娜都會陪同。在從事不需要夜空觀測的工作（比如分析拍攝到的底片、從事光譜學研究、打磨望遠鏡鏡片等）時，他們就在紐約家中一起工作。
兩人剛結婚時，那時最主要的照相方式還是溼版照相。要拍攝天體照片，必須在觀測前迅速製作底片，避免溼版底片在拍攝時變幹失效。安娜的任務之一就是在觀測前在玻璃板上抹上珂羅酊，製成溼版底片，然後再一同拍攝。[3, 4]在幹版照相技術成熟後，二人又積極製作幹版底片，並由安娜管理。[4]
1872年，28英寸望遠鏡落成，安娜協助德雷珀用它拍攝了織女星光譜的照片。他們得到的織女星光譜照片中顯示出明顯的吸收線特徵。這是人類首次拍攝到顯示吸收線的恆星光譜。此後到1882年的10年間，安娜協助德雷珀用100多張玻璃底片拍攝了78顆恆星與行星的高品質光譜。
德雷珀的28英寸（71釐米）反射望遠鏡與使用同一支架的12英寸（30.5釐米）折射望遠鏡。│圖源：Hastings Historical Society
1874年5月10日，安娜的父親逝世，留下了數額巨大的遺產。她與她的哥哥的後人（她哥哥在1870年就已逝世）以及弟弟分別繼承了一部分。
1878年7月29日的日全食期間，安娜自願在帳篷裡為德雷珀以及其他人計時、讀秒，以避免其他人因全神貫注看日全食而錯誤計算了日全食的持續時間。[3]她也因此成為那次日食遠征隊中唯一沒有目睹日全食的人。
1880年9月30日，安娜協助德雷珀用11英寸望遠鏡拍攝獵戶座星雲（M42），他們是最早拍攝這個星雲的人。1881年，安娜協助德雷珀拍攝「1881年大彗星」的彗尾，並獲得了這顆彗星的彗頭的第一條光譜。
從1867年到1882年，安娜與丈夫並肩前進了15年，她不僅擔任德雷珀的助手，自己也成為一名出色的女科學家。然而，她始終以不署名助手的身份參與合作，這使她作為一名女科學家的身份被大多數人（尤其是後人）忽略——儘管她被選為太平洋天文學會的成員。[4]
對於安娜而言，真正的不幸並不是自己的科學家身份被忽略——她並不在意那些，而是丈夫的英年早逝：1882年11月20日，德雷珀因病逝世，年僅45歲。
德雷珀的突然離去不僅沉重打擊了安娜，也使夫妻二人拍攝大量恆星光譜併為它們分類的宏大計劃突然中斷。
為事業出資求合作
儘管經歷了持續的巨大悲痛，安娜還是決定將丈夫未竟的事業繼續下去。一開始，她計劃購買德雷珀建設的天文臺的地產（該地產屬於德雷珀父親，德雷珀父親逝世前將其贈與其妹妹，即德雷珀的姑姑），從而真正擁有該天文臺，然後將該天文臺命名為「亨利·德雷珀天文和物理觀測臺」（Henry Draper Astronomical and Physical Observatory）。
為了繼續從事恆星光譜的拍攝與分析工作，她還決定僱傭兩名助手，一名負責拍攝恆星的光譜，一名負責分析光譜並與其他天體的光譜進行對比。但是，她無法找到她滿意的助手。
同時，安娜希望能夠資助天文學領域內的專業團隊，獲得他們的協助。安娜計劃出資尋求合作的訊息很快傳開。著名的望遠鏡製造商阿爾萬·克拉克（Alvan Clark，1804-1887）是最早知道這個訊息的人之一。德雷珀曾經從他那裡購買望遠鏡，夫妻倆與他很熟悉。
這個訊息很快又從克拉克那裡傳到了著名天文學家皮克林（Edward Pickering，1846-1919）耳中。當時，皮克林是哈佛大學天文臺（Harvard College Observatory，以下簡稱「哈佛天文臺」）的臺長。
1880-1890年之間的皮克林。│圖源：Mondadori Publishers
此前，皮克林就很讚賞德雷珀在天文照相方面的工作，二者又先後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德雷珀夫妻倆在紐約的住宅招待科學界同行時，皮克林也曾經參與。因此，他與德雷珀夫妻成為好朋友。
1883年1月，皮克林給安娜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親愛的德雷珀夫人，克拉克先生（一位著名的望遠鏡製造家）告訴我，你正準備完成德雷珀博士從事的工作，我對這件事很感興趣，這是我向你提出這件事的來由。」[5]（引文內小括號為原文，下同。）
皮克林對安娜的計劃深表讚賞，承認並強調實現這個計劃具有很大的難度。然後他在信件結尾補充：「如果我能做些什麼來紀念我一直欽佩其才能的朋友，我會非常高興。」[5]
一些資料說安娜寫信給皮克林，尋求幫助與合作。但根據這封信的內容以及時間差（從德雷珀逝世到皮克林寫這封信，只有2個月左右的時間），筆者推測應該是皮克林在聽到訊息後主動給安娜寫信以尋求合作。
安娜立即回信，感謝皮克林「善意而鼓舞人心的來信」。[5]此後二人頻繁來信溝通具體合作事宜。在皮克林的鼓勵下，安娜整理了德雷珀的遺作，皮克林與合作者將德雷珀的結果寫成論文，於1884年發表[6]（德雷珀與安娜未署名）。
1885年，皮克林首次將物端稜鏡技術與天文照相術結合，從而可以在同一張底片上拍攝拍到數十顆甚至數百顆恆星的光譜。這意味著批量拍攝恆星光譜的時機終於成熟了。皮克林馬上啟動了批量拍攝恆星光譜的計劃。1885年5月，他寫信給安娜，告訴她這個計劃，希望她對此感興趣，並提供資金支持。
安娜也立即意識到這個新技術的巨大潛力，同意用自己的遺產資助皮克林團隊，讓後者用集體的力量拍攝並分類大量恆星的光譜。安娜是富商的女兒，她在成長的過程中受到父親的耳濡目染，因此具有精明而理智的商業頭腦。她並沒有因為一激動就直接打錢，而是通過詳細的談判來規劃項目的資助，在此後幾個月她一直與皮克林溝通資金的撥付、使用等事宜。
根據皮克林後來的回憶，在談判過程中，安娜給了許多科學上的重要建議，如：怎樣讓哈佛天文臺的儀器能夠持續工作，特別如何讓其中一部分在晴夜徹夜工作；如何招聘大量計算員來加快資料處理進度；如何讓編制出的星表以合適的形式發表等。這些細節都體現出安娜作為一名科學家的專業能力。
一個「違背祖訓」的決定
1886年2月14日，安娜在回信中與皮克林為代表的哈佛天文臺達成協議，成立「亨利·德雷珀紀念」（Henry Draper Memorial）基金（以下簡稱為「德雷珀基金」）。這個基金將資助皮克林領導的團隊完成德雷珀的遺願——拍攝並分類大量恆星光譜。
此前她所在的家族並沒有將遺產捐贈給天文機構的先例，因此安娜的這個決定可以說是「違背祖訓」的決定。連她自己都沒有預料到她的出資對天文學與宇宙學的影響有多深遠。
按照計劃，皮克林將用德雷珀基金招聘更多人員併購買照相使用的玻璃底片，這些人員將拍攝10萬顆恆星的光譜，並將它們分類。這些恆星不暗於9等。絕大多數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最暗的星為6等星，9等星的亮度是6等星的6.3%。根據協議，這個在後來彪炳史冊的星表的名稱是「亨利·德雷珀星表」（Henry Draper Catalogue）。
這是一個史無前例、雄心勃勃的項目，資金以分期的方式支付，這是此前安娜與皮克林約定好的模式，有利於她定期考察項目進展，如果不如預期將停止資助。無疑這也是對皮克林團隊的一個鞭策。在協議簽訂之後1周內，安娜就寄出1000美元作為這個項目的啟動基金，並承諾在此後定期支付。（當時的1美元相當於現在的32美元。）
為幾十萬顆恆星的光譜分類
在皮克林獲得捐助之前，哈佛天文臺共有6名女計算員，且並非都屬於皮克林的團隊。有了安娜分期支付的資金後，皮克林招聘了更多女計算員。她們主要從事恆星的光譜分類工作，並將結果編制為德雷珀星表。
在皮克林團隊中，男性天文學家負責觀測、拍攝恆星，女計算員負責分析照相底片、對恆星的光譜分類並編表。德雷珀的外甥女莫里（Antonia Maury，1866-1952）也一度是其中一員。
在項目的一開始，安娜還是對德雷珀生前使用的天文臺抱有期望，希望它與哈佛天文臺聯合完成德雷珀星表。[6]但哈佛天文臺的快速進展使安娜意識到只有哈佛天文臺可以完成這個壯舉。此外，她無法招聘到滿意的可在德雷珀天文臺內工作的助手。因此，她決定將整個項目都移交給哈佛天文臺。
1887年，皮克林提出28英寸望遠鏡有利於更快完成恆星光譜類型的確認，安娜慷慨地將它（這是她最愛的望遠鏡）捐給了哈佛天文臺。此外，安娜還將德雷珀曾經使用過的11英寸（28釐米）與15.5英寸（39釐米）望遠鏡贈予哈佛天文臺。哈佛天文臺用德雷珀基金建設了專門的圓頂，用以安放這些望遠鏡。
1900年左右拍攝的哈佛天文臺的照片（後期上色），前方的3個建築由哈佛天文臺建設，來分別放置安娜捐贈的德雷珀與她使用過的3臺望遠鏡。│圖源：Harvard College Observatory, Tom Fine
德雷珀使用過的11英寸折射望遠鏡安裝於哈佛天文臺之後的照片。│圖源：Harvard College Observatory
2015年「出土」的原始記錄表明，安娜還將德雷珀此前給28英寸望遠鏡鍍銀的化學工藝配方分享給哈佛天文臺。德雷珀生前的相關筆記本與照相底片也被她捐獻給哈佛天文臺。
PHAEDRA項目整理出來的筆記本中關於安娜獻出望遠鏡鍍銀工藝的記錄。圖片來源：Wolbach library, CfA
為了加快項目進度，安娜還購買了8英寸（20.3釐米）口徑的新望遠鏡以及與之搭配的物端稜鏡，將其送給哈佛天文臺。這個望遠鏡被稱為「8英寸德雷珀望遠鏡」。[6]
![[6]](https://www.6park.co.uk/wp-content/uploads/2024/01/29d60ce68c72d67f102bcad19a5daa9d39642f72.jpg "29d60ce68c72d67f102bcad19a5daa9d39642f72")
安娜送給哈佛天文臺的8英寸折射望遠鏡。│圖源：Harvard College Observatory
在恆星光譜分類的任務交給哈佛天文臺之後，安娜因為身體變差等原因，基本不再繼續從事研究工作，而將主要精力集中於在自己家舉辦科學講座和展覽。不過，她會定期去哈佛天文臺，了解工作進展。期間，她與威廉明娜·弗萊明（Williamina Fleming，1857-1911）、安妮·坎農（Annie Cannon，1863-1941）等女計算員成為好友。
1886年，皮克林團隊拍攝並分類了不暗於6等的5400恆星與暗於6等的2400顆恆星的光譜。1890年，皮克林出版了第一版《亨利·德雷珀星表》，裡面包含弗萊明等女計算員對10498顆恆星光譜的分類。1897年，莫里與皮克林合作出版了北天的681顆明亮恆星光譜的分類。1901年，坎農與皮克林出版了南天的1122顆明亮恆星的光譜分類。
這些進展都讓安娜非常滿意。每當哈佛的女計算員確認出新的光譜類型，皮克林等人就會將它們展示給安娜，安娜每次都會興奮不已。[3]
在項目建立後的第二年（1887年），她決定不再將目標限定在恆星光譜的拍攝與分類，而是將目標擴大為觀測一切與恆星有關的現象，[3]如恆星的星等，特別是變星的觀測。
弗萊明（最右站立者）向安娜（右起第二，坐在桌子前）展示德雷珀星表的進展，圖中其他人都是哈佛女計算員。│圖源：Center for Astrophysics/Harvard & Smithsonian
天文學的一座豐碑
坎農與其他哈佛女計算員用4年時間分類大量恆星的光譜，並將它們與此前確認的恆星的光譜庫合併，編制出完整版的《亨利·德雷珀星表》。
這張星表包含22.53萬顆不暗於9等的恆星的位置、星等與光譜分類。1918-1924年，完整版的《亨利·德雷珀星表》被分為9卷，依次以《哈佛天文臺年鑑》（Annals of the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at Harvard College）出版。
德雷珀星表第一卷的卷首插圖與扉頁。插圖給出了由哈佛大學女計算員坎農等人確定的恆星的7類典型光譜：O、B、A、F、G、K與M。│圖源：Annals of the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of Harvard College, volume 91, 1918 (Linda Hall Library)
安娜並沒有等到見證這一壯舉最終被完成的那一瞬間——1914年12月8日，安娜病逝，享年75歲。不過，她不會有遺憾，因為在她逝世前，當時尚未出版的《亨利·德雷珀星表》已編入約20萬顆恆星[3]，是此前計劃的2倍。
從1886年建立德雷珀基金到1914年逝世，她用28年時間看著《亨利·德雷珀星表》的快速擴大。皮克林沒有辜負她，而她的努力也足以告慰她英年早逝的丈夫。
為了表達對安娜的感謝與懷念，1918年12月出版的《亨利·德雷珀星表》第3卷以安娜的肖像作為卷首插圖。在僅7行的簡短前言中，皮克林說明了這個項目的緣起，並說：「因此，以她［安娜］的肖像作為這一卷的卷首插圖顯得非常適合……」此時的皮克林也已進入生命的倒計時。
《亨利·德雷珀星表》第3卷卷首插圖的安娜的肖像。│圖源：Linda Hall Library
1919年2月3日，勤懇工作了一輩子的皮克林逝世（他未等到德雷珀星表的第三卷出版），後面6卷《亨利·德雷珀星表》的出版事宜由坎農負責。1921年，沙普利（Harlow Shapley，1885-1972）成為哈佛天文臺的新一任臺長。
儘管沙普利人品頗有瑕疵，但他繼續支持哈佛天文臺進行恆星光譜分類等工作。坎農帶領一批女計算員彙編《亨利·德雷珀星表》擴展表，裡面包含部分天區的46850顆9等到11等星之間的恆星光譜（11等星的亮度是9等星的約1/6）。
最後，《亨利·德雷珀星表》及其擴展表共收錄了35萬9082顆恆星的光譜。為製作《亨利·德雷珀星表》而使用的玻璃底片達到120噸，它們至今仍保存在哈佛天文臺。
《亨利·德雷珀星表》首次實現了對幾十萬顆恆星的光譜進行編表、分類的宏大目標，使恆星光譜分類迅速成熟。德雷珀星表為人類認識恆星本質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並惠及此後至今的天文學家。
坎農在編制《亨利·德雷珀星表》的過程中提煉出的「哈佛分類法」（一維分類法）迅速成為持續至今的標準分類法，僅有少量修改。
莫里給出的更復雜的分類法則為此後的恆星光譜二維分類法（顏色-光度）奠定了基礎，並啟發赫茨普隆（Ejnar Hertzsprung，1873-1967）得到「赫羅圖」（Hertzsprung–Russell diagram），而赫羅圖又被公認為恆星物理學的基石之一。
根據依巴谷星表（Hipparcos Catalogue）中的22000顆恆星與格利澤星表（Gliese Catalogue）中的1000顆紅矮星及白矮星的顏色與溫度值繪製而成的赫羅圖。│圖源：Richard Powell
佩恩-加波施金（Cecilia Payne-Gaposchkin，1900-1979）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研究生學位期間研究了坎農提供的恆星光譜照片，結合理論計算，她於1925年完成的博士畢業論文中首次提出：恆星以及整個宇宙的大部分物質是氫。
由安娜一手促成的《亨利·德雷珀星表》是天文學的一座豐碑。即使用最保守的說法，我們也可以說安娜的資助將恆星物理學這一學科推進了幾十年。
事實上，安娜發起的這個項目影響的並不僅僅是恆星物理學。天文學家與天文學史專家杜利特·霍夫雷特（Dorrit Hoffleit，1907-2007）在1991年的一篇回顧德雷珀星表的發展歷程的文章[6]中說：「幾乎沒有一個天文學分支沒有從亨利·德雷珀紀念［基金］的成果中受益。如果沒有德雷珀夫人（安娜）的遠見與慷慨，人們將不知道皮克林和沙普利時代的哈佛［天文臺］是否會變得那麼卓越。」
安娜對皮克林團隊的資助還推進了宇宙學的發展。皮克林團隊的女計算員勒維特（Henrietta Swan Leavitt，1868-1921）發現了造父變星的週期-光度關係；哈勃（Edwin Powell Hubble，1889-1953）使用這個關係確定了幾十個星系的距離，結合此前由斯里弗（Vesto M. Slipher，1875-1969）測出的其中一部分星系的退行速度，確認「星系退行速度與距離成正比」。這個結果意味著宇宙在膨脹（雖然哈勃本人並不這麼認為），最終催生了大爆炸宇宙學。
哈佛女計算員的慈母
安娜的資助為弗萊明、坎農、莫里與勒維特等女性天文學家的成才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基礎。皮克林使用安娜提供的資金支付她們的工資，使她們能夠在哈佛天文臺專心工作，成為優秀的天文學家。在女性普遍難以進入科學界的100年前，安娜與皮克林成就了她們。皮克林是她們的嚴父，安娜是她們的慈母。
她們也代表「哈佛女計算員」（Harvard Computers）贏得了全世界天文學家與眾多媒體的崇敬。哈佛天文臺並不是唯一僱傭女計算員的天文機構，但哈佛女計算員是天文領域中最著名女性研究群體。
在皮克林逝世後，哈佛天文臺每次招聘低薪甚至無薪的女計算員時，都有雪片般的求職信從世界各地飛來，這些求職的女性都以能夠到這裡工作為無上榮耀，堅信這裡可以讓自己得到最好的鍛鍊。而正是安娜的資助與皮克林的領導讓哈佛天文臺女計算員成為榮耀與成就的象徵。
亨利·德雷珀獎章
安娜同時還是亨利·德雷珀獎章（Henry Draper Medal）的設立者。1886年，她給美國國家科學院捐贈資金，設立了這個獎，用以紀念自己丈夫。
德雷珀獎章一開始獎勵光譜研究與輻射研究兩個領域的研究，後來獎勵範圍擴大到整個天文學以及與天文學密切相關的物理學領域傑出的原創性研究。
德雷珀獎章。│圖源：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研究太陽輻射的朗利（Samuel Langley，1834-1906）於1886年成為第一個德雷珀獎章得主。皮克林於1888年成為第2個德雷珀獎章得主，德雷珀生前的競爭對手兼好友哈金斯（William Huggins，1824-1910）於1901年成為第6個德雷珀獎章得主。安娜的好友、德雷珀星表的主要編制者坎農於1931年成為第21個德雷珀獎章得主。
1985年之前，德雷珀獎章每隔1-6年頒發一次，間隔不固定。1985年開始，德雷珀獎章每隔4年頒發一次。至今為止，該獎共頒發50次，僅有56名天文學家或物理學家獲得德雷珀獎章。獲獎者中大師雲集，其中有9人在獲得該獎前或之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7]德雷珀獎章因此成為天文學領域中的大獎之一。
她的姓名與繁星同輝
從1886年給出第一筆資金到她逝世，安娜共向哈佛天文臺捐獻了25萬美元；此外，她還通過遺囑將15萬美元的遺產捐給哈佛天文臺，用於維護和研究幾十萬張底片。[2]這40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1200萬美元。
在國家贊助科研的風氣尚未流行，相關的制度也尚未完善的時代，私人贊助對於一些機構與個人的研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私人贊助往往直接決定了一個項目的生與死。
安娜逝世後，她收藏的大量文物、古董、掛毯、微型繪畫和其他藝術作品被捐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安娜贈送給哈佛天文臺的28英寸望遠鏡至今還在哈佛大學。她贈送給哈佛天文臺的11英寸望遠鏡於1947年被後者送給中國（位於北京），但因為戰亂而丟失。她贈送給哈佛天文臺的8英寸望遠鏡則被送給波蘭，波蘭天文學家在此後多年用它繼續研究物端稜鏡光譜。[6]
正如坎農於1915年在《科學》（Science）雜誌發表的紀念安娜的文章所說：「她的姓名將永遠與天體物理學的科學榮耀地聯繫在一起。」[3]
她的姓名，安娜·帕爾末·德雷珀（Anna Palmer Draper），與繁星同輝。
主要參考文獻
[1] http://famousamericans.net/courtlandtpalmer/
[2] https://www.lindahall.org/about/news/scientist-of-the-day/mary-anna-palmer-draper
[3] Cannon, Annie J. Mrs. Henry Draper, Science, 1915, 41, 1054, 380-382
[4] https://aas.org/posts/news/2022/10/month-astronomical-history-september-2022
[5] https://storymaps.arcgis.com/stories/c7f380fd6a784f94a0fbb0303ef8adae
[6] Hoffleit, Dorrit, The evolution of the Henry Draper memorial, Vistas in Astronomy,1991, 34, 1, 107-162
[7] http://www.nasonline.org/programs/awards/henry-draper-medal.html
出品：科普中國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返樸 作者：王善欽
轉載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
不代表中科院高能所立場
編輯：Y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