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很難不喜歡後現代主義,僅僅因為它的惡名就足以吸引人,後現代主義是一種風格也是一種運動,人們對它的評價兩極分化嚴重,要麼愛要麼恨,但無論哪邊都具有一定的挑釁意味。
第一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於1980年舉辦,主題為「過去的存在」,預示著未來幾十年後現代建築的話語,並提出了問題。查爾斯·詹克斯基金會 (Charles Jencks Foundation) 發起了一個文章命題「誰的後現代主義?」,邀請多個聲音來反思和批判性地重新描繪1980年的影響以及43年後的後現代主義經典的遺產。今天我們將帶你看80年代中國「後現代化」的全球影響。
1980年1月,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會員楊雲向《建築學報》的讀者介紹了「後現代主義」一詞,儘管無意中將其誤譯為 「新現代主義」。中國最著名的建築師和國有設計機構已經通過閱讀當時的幾本流行書籍和建築期刊了解了後現代主義,但這篇文章是第一篇用中文來定義和歷史化這個術語的標誌。同時還提供幾個關鍵建築示例的黑白圖像,而最重要的是,文章推測出了這些新思想和理論在通過更新的技術和歷史意識復興中國建築方面的潛在價值。
文章標誌著中國建築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但它也應該被視為具有全球建築意義的時刻。現在我們提到建築界的1980年,總是習慣將它與威尼斯雙年展第一屆建築展聯繫在一起,這項活動是出於某種全球精神而組織的,即「通過建築思考世界上的其他事物」。
然而,楊雲在威尼斯相隔萬里的世界另一端與後現代主義的接觸揭示了更緊要的問題,即威尼斯建築所思考的其他事物的確切性質,以及它們到底在世界上的什麼地方。
選自楊雲《與西方當代建築新趨勢相關的一些思想》,發表於《建築學報》
圖1. 勒·柯布西耶,朗香教堂,1954年;
圖2. 羅伯特·文丘裡,核桃山住宅,1964年;
四十多年後,與後現代主義通過中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FRY)和世界其他地區真正的國際流通的證據相比,在威尼斯發生的所謂的世界創造顯得越來越渺小。這些思想、圖像、人員和資本的流動遠遠超出了威尼斯所展示的一切,無論是其全球範圍和對行業的影響,還是其複雜的意識形態影響,甚至改變了世界的全球化進程,中國早在那個年代開始重塑建築和我們的星球。
這種流通發生在未受晚期工業資本主義影響的國家和地區,以必要和富有成效的方式將與後現代主義相關的關鍵人物、經典地標和陳舊的話語論戰地方化。
正如建築歷史學家和理論家阿林達姆·杜塔(Arindam Dutta)所言,建築雙年展及其核心的後現代主義情感與其說是擁抱某種新的、更世俗的歷史多元化方法,不如說是它的對立面,一種焦慮地渴望在一個日益超出其控制範圍的學科中保持影響力的「前衛思想」,最後卻日益陷入冷戰時期的法團主義和官僚體系中,準備利用印度和中國等地的全球市場進行擴張。
那麼讓我們先回到1980年左右的中國,以及它在建立和測試新的通訊和資訊技術、材料和設計實踐方面發揮重要空間和時間的程度,這些技術將建築生產和流通推向了新的水平。
全球狀況是建築歷史學家和理論家西爾維婭·拉文所描述的「後現代化」的一部分。中國邁向結構性變革的第一步是在毛澤東領導下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初步外交緩和、早期的學術和專業國際交流以及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之前轉向更具技術性的物質生產形式的過程中發生的。1978年啟動了「四個現代化運動」,使這些轉變正式化,推動中國在大量外資湧入的幫助下,對技術、科學和輕工業製造業進行大量國家投資。
甚至在「四個現代化」運動之前,新的建築理論和實踐就通過商界人士、官員、學者和建築師的來訪傳入中國,例如查爾斯·詹克斯 (Charles Jencks) 和中國園林學者、約翰·凱瑟克 (John Keswick) 的女兒瑪吉·凱瑟克 (Maggie Keswick),英國跨國貿易公司怡和洋行前總裁等。
瑪吉·凱瑟克
早在1968年,凱瑟克就開始參觀中國的皇家園林,為她的著作《中國園林》做準備。隨後,凱瑟克和詹克斯從1979年11月一起前往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多次旅行中向中國建築師、學者和學生髮表了有關各自研究的講座。例如,在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詹克斯將雙重編碼的建築行為視為向廣大中國公眾介紹中國轉向資本主義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明確「非此即彼」地拒絕毛澤東時代治理本身有利於經濟自由化,但作為一種包容性的跳回到中國的過去並邁向現代化。
從1978年第二版的《後現代建築的語言》 開始,納入帝國時代的中國園林空間歸因於凱瑟克的影響。
首先,它表明了後現代神話創作對中國自身高度政治化的建築歷史的潛在創造性價值。詹克斯和凱瑟克對中國園林所有模稜兩可、非理性的輝煌的讚美有助於重新使與中國建築表達相關的主觀符號學解釋的價值合法化。後現代主義的話語靈活性最初吸引了中國建築師和官員,他們也開始意識到意識形態靈活性的好處,正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本人在回答有關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交往的問題時說的,「不管是黑貓還是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這些遭遇是後現代「思想和方法」的結果,這些思想和方法激發並影響中國建築師,因為他們努力重新思考建築與國家和整個世界的關係。他們還鼓勵中國建築界的成員接受與設計相關的理論。理論和思想的交流是對中國整個建築行業正在發生的更實質性重塑的影響之一,新設計系統、建築技術、詞彙、專業關係和資本獲取的實施,改變了中國和全球的建築實踐。
1980年發表在《建築雜誌》上的另一篇文章是由南京工學院,也就是後來的東南大學建築學院鍾訓正、奚樹祥撰寫的《讓建築創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國家的設計師敦促他們解放自己,接受新的教育、專業和話語鬥爭,以產生技術複雜、概念嚴謹的設計。他們鼓勵讀者思考研究法國工程師古斯塔夫·埃菲爾的工作,讚揚埃菲爾克服了同時代人的恐懼和疑慮,建造了一座受到幾代巴黎人和國際遊客喜愛的紀念碑。「埃菲爾的經驗表明,建築創作決不能隨意阻礙。」
貝聿銘與清華大學教員會面,1981年發表於《建築學報》
在20世紀80年代初到中期,《建築雜誌》的文章向讀者介紹了一系列跨越時空的不同項目、設計方法、建築類型、材料和術語,包括葉門的阿拉伯建築、當代歐洲設計、以及對香港住宅區和酒店的類型分析等。這些文章不僅僅簡單地描繪了世界其他地區存在的建築的話語輪廓,還講述了一個更大的故事,涉及中國內部、周邊以及我們國家本身正在發生的事情。
其中包括政府、國有設計機構和外國建築師和公司之間談判建立的一系列合資業務夥伴關係。一系列小型的區域性公司和一些世界上最大、最賺錢的建築事務所都參與了這些早期的舉措,這些舉措旨在適應中國的經濟發展,但也讓中外建築師面臨著融入中國不斷擴大的資本的挑戰。
北京香山飯店,1983年
圍繞貝聿銘設計的香山酒店及其於1983年在北京郊外竣工的中式花園所引發的爭議也表明了這些影響。
迄今為止,學術界的興趣主要集中在項目的總體歷史上,包括關於其地點、規模和成本的緊張,有時甚至會發生激烈的討論。較少受到關注的是項目對貝聿銘及其工作方式的影響,以及個人在與中國合作的經歷開始更廣泛地影響國際建築工作和業務的其他方式。
初始設計方案的完成速度對貝聿銘以及他滿足獨特客戶需求的能力提出了挑戰。貝聿銘對中國的個人感情因缺乏對社會主義中國的了解而受到抵制,在設計和建造過程中,出現了多個問題,事實證明很難調和。其中包括項目管理、勞動力質量和成本以及材料採購等方面的問題。
酒店竣工後,詹克斯將他的後現代視角運用到了貝聿銘的作品中,他稱讚貝聿銘的作品是「中國和文藝復興設計的優雅混合」,這是建築師首次以「代表性的方式運用傳統」,因此是建築師所有作品中「最植根於文化,具有最強烈的地方感」。他還將香山酒店納入了《後現代建築語言》的後續版本中,將其標記為毛澤東之後在中國建成的第一座絕對後現代的建築。
1983年用於鋪設瀝青的燃木加熱器
這個項目在其他方面同樣具有開創性。例如,在開幕後的幾個月裡,《人民日報》和《中國重建》等官方媒體發表了文章將項目翻譯成中國公眾可以理解的意識形態語言。一種說法認為,建築的目標是「一切為了人民」,但最終未能為其員工提供住房。官方的失望還集中在這個據稱耗資2500萬美元的項目的「浪費」和「奢侈」性質、它對中國建築傳統的不敏感、它所暴露的與中國不完全的現代化有關的不和諧矛盾,以及它似乎存在的有問題的後現代邏輯。
儘管項目受到批評,貝聿銘的經歷預示著整個行業將逐步轉向中國,從而使中國成為全球建築生產的重要中心。建築折衷主義的形式繼續在全國盛行,這種形式的建築折衷主義源於明顯的協作、跨文化設計實踐、國際融資和建築標準的模糊流動。
貝聿銘未建成的上海博物館方案
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眾多國際建築和商業期刊開始詳細描述在中國工作的諸多挫折,包括需要新的建築商業實踐、不透明的財務結構的挑戰以及解決不切實際的技術需求的困難。其動態並非改革初期的中國所特有,但中國市場的規模和複雜性逐漸迫使國際建築實踐和生產的性質發生深刻的轉變。
隨著全球化的中國不斷重塑世界,了解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對建築歷史和生產的影響,可以提供對塑造和推動這些思想和進程向前發展的經濟、地緣政治、材料、專業和技術體系的見解。
從1992年開始,鄧小平重啟中國經濟改革的努力帶來了全球建築業與中國的重新接觸。設計、建造、組織和銷售建築不再一樣。詹克斯似乎不知所措,他意識到正在發生的變化超出了他理論化的能力,並指出他日益增長的國際觀眾「在某種意義上比我更具有發言權」。
隨著中國繼續重塑世界,了解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對建築歷史和生產的影響,不僅可以洞察後現代主義歷史本身,可以洞察更廣泛的經濟、地緣政治、物質、塑造並推動這些想法和流程向前發展的專業和技術系統。儘管我們最初看起來可能與自認為所了解的1980年以來的建築史「不一致」,但中國的建築貢獻的確很突出。它們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和變革性,而且自那之後從未停止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