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及其特有的德性在国家生活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对伦理学的探究都应该顾及政治，毕竟它关乎公序良俗。要获得有德性的科学是很困难的，只有在适宜的政治架构下，这样的科学才可能生长繁荣。在《政治学》一书中，他检视了各种政治体制，并提出问题：在可实现的范围内，哪种政体最好？亚里士多德认为，简单民主制不理想，因为多数人没有德性，容易受蛊惑，以致政治不稳定。他主张实行一种民主与寡头的混合政体，兼顾自由与稳定，也就是共和政体（polity）。
在恐惧弥漫的不确定性时刻，维系民主的纽带往往处于巨大张力之下——就像我们在新冠大流行时看到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客观的科学必须挺身而出，成为民主社会的脊梁，以免诉诸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寡头统治。
公共行动必须基于现实，而科学则是照亮现实的光。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多有不同，其中哪些更接近于真实呢？对此，只有通过基于实证的科学方法才能评判。 下面几个有关日食的故事，或许可以说明客观科学之于公序良俗的重要性。
月亮的影子
2024年4月8日，我开车去印第安纳看日食。用手机GPS避开前往观赏日全食的人流。在威廉斯堡，日全食大概会持续四分钟。日偏食其实也很迷人，透过日食镜，可以看到月亮慢慢把我们的主星遮起来，直到只剩弯弯的新月状。但即便是遮住了99%的日偏食，也没有日全食的震撼感——只有当最后1%归于寂灭时，日食的魅力才会真正显现。
光的质地变了，红色变暗，蓝色变亮，仿佛天界的 Instagram滤镜。最后几秒，光倏忽泯灭，幽暗的天空中只余一个戏剧性的黑洞。遥远的地平线上残留几抹夕阳的余晖。看到这一幕，我们欢呼起来，接着摘下眼镜，直接观赏月表的“贝利珠”（Baily’s beads），那是阳光穿过月球山谷留下的光点。很快，圆满、壮丽的日冕出现了。
这时，一架飞机从东面飞来。机上乘客或许能看到地面上月影的边缘。在驾驶舱里，机长本杰明·莱利正自庆幸，在正确的时空坐标赶到全食带。后来他对摄影师说，飞机自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起飞后，就全速前进，飞了所有能飞的捷径，争取到了早先计算所需的15分钟。飞行航线刚好穿过全食的太阳，就像飞镖命中靶心，这时我们的主题音乐流正播放着卡特·史蒂文斯的《月影》。大家又一次欢呼起来。
GRT and GPS
一张照片捕捉了永恒的那一刻。图说的最后或许应该写上：科学敬献，它如此具象地显示了客观科学知识的力量——早在日食发生前数年，科学就预测到了这一天文现象发生的时间和精准路径。这种惊人的预知能力，若非源于科学对于客观自然的认知，大概要像科幻小说家亚瑟·克拉克所说的那样，归于魔法一类了。
就那一刻而言，同样重要的是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作为科学的技术应用，GPS帮我规划了观测日全食的行车路径，让摄影师得以实时跟踪天上的飞机；在天上，它为飞行员指示飞行方向，在地面，它同样是空中交通管制的核心，用于协调空中同一时间内成千上万的航班的航线。所有这些无不源于科学的发现——那些主宰了星辰和卫星轨道的物理学定律。
如果只是预测日全食路径，牛顿物理学就足够了。GPS则还需要爱因斯坦物理学。定位卫星的轨道系统快速运行，导致系统时钟快于地面，也就是“相对论效应”，这时我们必须依据狭义和广义相对论（GRT ）来计算并相应调整时钟，否则卫星定位就不准了。可以说，没有相对论，就没有作为导航系统核心的GPS。有意思的是，证实广义相对论的一场关键实验，正是由百多年前的一场日全食所促成的。
所有的光都会拐弯
太阳的引力场会使光发生弯曲，这是爱因斯坦提出的足以验证GRT的现象之一。而验证需要一场日全食。
1919年的一次日全食使这场实验成为可能——如果不是日全食，科学家们根本不可能测量实验星体的位置。经计算，日食的全食路径会横穿巴西北部的索布拉尔和非洲西海岸的普林西比岛。于是，英国组织了两支天文测量队分别前往索布拉尔和普林西比岛。带队前往普林西比岛的是天文学家阿瑟·爱丁顿，他不无诗意地宣称此行是为了“给光称重”。这样做除了要有精确校准的器材，还要老天配合——双重的观测点和备用望远镜无疑增加了实验成功的机率。
在索布拉尔，一台望远镜的底片因为影像模糊而无法使用；在普林西比岛，因为云层遮挡，也只有两张底片捕捉到了可供分析的测量数据。但有这些数据就够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测是正确的，恒星确实发生了“位移”。这一消息迅速登上国际头条，《纽约时报》在题为“所有的光都会拐弯”的头条文章中写道：“你看到的星星，并不在你所看到的那个地方”。这一发现不仅标志着对牛顿物理学的革命性突破，也具有及其重要的社会意义。
当爱丁顿为GRT远赴普林西比岛，他实际上是在与偏见做斗争——那时，德国看不上爱因斯坦，因为他是个犹太人；美国看不上包括广义相对论在内的德国科学，因为在刚刚结束的一战中，德国败了。政治的光色改变不了天上的星光，却很容易影响普罗大众对科学家及其研究的看法。
疫情与“极化”
预测性研究并不容易，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对概率进行评估，在面对新挑战时，很多事情都是不确定的。甚至在研究完成之后，我们的行动方案也未必能确定下来。政策制定涉及各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其难度更甚于称量光的重量。在把握国家的航向时，政治领导人应该兼顾科学信息和社会价值观，以引领人类朝向繁荣。但如今，极化的政治却扭曲了我们的看法，从新冠大流行中不难看出这一点。
2020 年 5 月 15 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宣布了雄心勃勃的“极速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加速新冠疫苗的开发、生产和使用。联邦对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严格要求；而在特殊情况下，为缩短测试阶段，也允许规则有所放松。鉴于大流行失控的风险较大，略微降低新冠疫苗的置信度是合理的。科学家们以创纪录的速度展开研发，同年12月11日疫苗在美国获得紧急使用的授权。据估计，新冠疫苗接种拯救了全球约240万人的生命。
然而，政治的阴霾覆盖了科学的成功。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被反疫苗的极右翼保守派妖魔化，与总统特朗普的关系走向破裂。病毒和疫苗本身没有政治立场，但极化政治下的人却泾渭分明。随着疫苗问题的政治化，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拒绝接受接种，导致新冠死亡率大幅上升。当意识形态遮蔽了现实，许多人死去却不知道自己因何而死。
分别见及其解药
不只是政治，其他方面的意识形态也可能干扰对科学事实的认知。比如，宗教教条主义往往试图抹杀进化论的光，否认已经确立的生物学发现。世俗意识形态有时也会与科学证据背道而驰，它们不承认天性（nature）而相信养成（nurture）。一旦走向极端，宗教狂热和建构主义狂人并没有太大不同——前者拒斥物种进化的性选择理论，从字面上理解“上帝创造了男性和女性”，而后者干脆认为文化创造了生物性。
意识形态极化是“他者化”的一种形式——在看待他人时，抹杀个体的特征，用刻板负面的群体身份一言以蔽之，将“他”视为与“我”或者“我们”格格不入的存在。它与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es）相伴相生，被意识形态支配的人们只看得到支持自身立场的东西，对于反例或是不利信息则忽略无视。在极端情形下，“他者”会被摒除，或是妖魔化，就像福奇那样。创世主义者认为进化论不仅错误，而且邪恶。社会极化同样会导致“我们”与“他们”二元对立的部落主义。
怎样防止极化，为各种意识形态找到一个公平的包容性的基础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客观性。客观性是当今社会病症的解药，任何明智的决策都必须以对现实的客观评估为前提，否则是不可能促进人类的合作与发展的。
自然，各种政治化的分别见会贬抑对于客观性的追求，称之为“男性的”、“西方中心的”或“白人的”价值观。但他们敢冲着玛丽亚·米切尔说吗——这位19世纪的天文学家，是瓦萨女子学院第一位教授和天文台台长，她交给学生计算日食最好的方法？他们敢冲着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说吗——这位20世纪的印度裔理论物理学家，揭示了恒星何以坍缩成黑洞，他对相对论的理解超越了阿瑟·爱丁顿？他们敢冲着奈尔·德葛拉司·泰森说吗——这位21世纪的非洲裔天体物理学家，同时还是位公共知识分子，他雄辩地阐释了为什么在多元社会中，任何经济和立法的福祉都必须基于客观真相。
大自然超脱于个人政治，科学研究也应如此。
质疑的阴影
但我们必须承认，科研并不总能正确地展开的。科学家也是人，他们也有性格上的缺点和意志上的薄弱，他们也会犯错。他们的眼睛也可能被偏见所蒙蔽。有人会藉此质疑科学发现，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烟草公司质疑吸烟致癌。还有一些不那么广为认知的例子，比如相对论的反对者会寻找一切机会否定爱因斯坦的发现，我收到的此类疯狂邮件绝不比诋毁进化论的少。尽管如此，科学家对自己的工作持一种省视的态度仍是必要和有益的，起码要承认有犯错的可能。
所以，有关广义相对论的日食实验会不会搞错了？一些评论将政治和宗教的意识形态批判指向爱丁顿，认为他贵格会的价值观可能让他忽略了日食数据的薄弱——他太希望相对论是正确的了，通过证实这一来自德国的科学突破，他希望能愈合一战给两国造成的创伤。那么，爱丁顿的宗教意识形态影响他作为科学家的客观性了吗？
对科学家的客观性进行事后裁断并不容易，但科学史家（包括阿肯色大学的丹尼尔·肯尼菲克和纽约大学的马修·斯坦利等人）的研究显示：爱丁顿的客观性毋庸置疑。贵格会崇尚和平，作为贵格会的一员，爱丁顿的和平立场真诚而坚定，为此甚至冒着牺牲学术名声的危险。但贵格会也主张科学革命，认为但凡真理都应该经得起考验。最近，英国剑桥大学的吉拉德·吉尔莫和古德伦·陶斯-佩博迪对1919年的日食考察记录进行了详尽的重新分析，再一次印证了当年的分析和爱丁顿的结论都是正确的。1919年的日食考察队名不虚传。
还有一种质疑将矛头对准客观性本身，认为科学也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罢了。例如右翼的创世主义者们，往往套用左翼的后现代批判话术，将自然科学贬斥为教条，而进化论则只是特权精英的叙事。这样的批判无疑是荒谬的。诚然，和绝对的真理一样，完美的客观性是不可求的，但科学并不追求这种绝对的权力。相反，承认自身的局限性，进而持续改进实验论证的方法，才是客观原则题中应有之义。对于科学家来说，客观性永远是向往的理想和有待接近的顶点。
希望之光
消除偏见是很困难的，所以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才格外珍贵，也才值得我们为之去努力。
在多数时间里，美国人是亲近科学的。就在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卫星前，美国开始进行公众对科学专业知识的信任度调查。数据显示，近七十年来，美国的亲科学文化相当稳定——宗教原教旨主义对于科学抱有一贯的不信任，但多数时候，意识形态的派别差异并不影响人们对科技发展的正面评价。
然而，一旦科学问题开始政治化，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最近，我和同事发表了一项研究——我们对特朗普执政期间科学所遭受的攻击及其对公众态度的影响做了调查，数据显示，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的趋势——对科学信任度极低和极高的成年人比例都增加了；相信科学的民主党人和不相信科学的共和党人都更多了。
这无疑是个糟糕的趋势，不过仔细分析的话，我们还是能找到一线希望。两极化的模式之所以出现，实在是因为大流行把科学/疫苗推到时代的聚光灯下，人们对于科学本没有十分鲜明的立场，但随着政治的极化，他们也相应做出更信任或更不信任的表态。总的说来，对于疫情期间科学家的因应应对以及最终疫苗的效果，认可的人还是多一些——经过反科学的特朗普时代，12%的美国成年人对科学的看法更负面了，20%的人则提高了信任度。
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客观性能够克服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2024年日食期间，“公民大陆-美洲望远镜日食计划”的40组志愿者沿着日全食的完整路径，对日冕进行了偏振光望远镜观测。政治极化的纷扰阴霾或许笼罩着这个国家，却丝毫不会影响志愿者们的观测结果。科学成为统一性的力量，是可能的。研究偏振（polarization，英文中也有“极化”的意思–译者注），不论是光的偏振还是政治的偏振，有助于我们把握偏振轮廓，进而纠正其偏差效应——只要我们的研究足够诚实和客观。
走出阴影
在其著名的洞穴寓言中，柏拉图描述了一群人深居洞穴的情形，他们手脚被枷锁束缚，只能面对岩壁，光只能从穴口照进来。于是，这些人只能看到物体投射在岩壁上的影子，而不是它们在阳光下更真实的样子。而洞穴里的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把阴影当成了真实。
意识形态，不论是政治意识形态还是社会意识形态，都会使我们产生偏见，模糊甚至遮蔽这个世界的真相。权力可能被用以掩盖事实和证据。人们可能一叶障目，不相信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执着于分别见的人只会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柏拉图认为，理想的政治是哲学王的统治，但现实之中没有哲学王，政治精英也并不总是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英明。前进的道路需要群策群力，将我们不同专业的专长凝聚在一起。
健全的公共政策包含很多要素，科学只是其中之一，但却是不可或缺的。科学能够解开意识形态的枷锁——假如没有科学的方法，人们将无法区分幻象与真实，政策将无法立足于现实，民主将无法正常地运作。科学家有责任抵制意识形态的极化，确保追求真相的光不至于被吞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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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When Ideology Eclipses Science”，刊发于《美国科学家》杂志2024年第四期。作者罗伯特·彭诺克，系莱曼·布里格斯学院教授。许子善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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