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因素的叠加下，最近几年中国风险投资行业陷入了困境，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家正在提出的围绕募投管退全链路优化支持政策，营造支持创业，投资发展的良好生态。一方面行业面对困境，一方面政策释放出利好，市场信心摇摆不定，需要一些更清晰的结论。
2024年6月27日至28日，由FOFWEEKLY主办的「2024母基金年度论坛暨五届鹭江创投论坛」在厦门召开，论坛现场，专门开设了以“产投中国的时代叙事”超级圆桌环节。
FOFWEEKLY 创始合伙人&CEO张予豪，国新基金副总经理郭一澎 ，中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剑华 ，国家电投产业基金总经理伏程红，建发新兴投资董事长王文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执委邓泽林，建信股权首席投资官李瑞，君联资本总裁李家庆，浦东创投投资总监尹强，共同探讨了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下半场，产业投资的的时代叙事。
以下为圆桌论坛环节各位嘉宾的发言实录，经FOFWEEKLY 精编整理，有删减：
行业拐点何时到来？
张予豪：行业拐点什么时候到来，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金剑华：我认为，行业是否迎来拐点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重要的是认识到，即使拐点到来，市场也不会简单地回到过去。过去二十年，我们的经济经历了快速增长，但许多创投机构的成功并非完全基于它们自身的实力。在国家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一些机构可以说是’躺赢’。至于未来是否还能维持这样的增长速度，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伏程红：根据当前形势，我们有理由预期行业即将迎来一个重要的上行拐点。这一预期基于对国家战略决心的深刻理解，特别是科技强国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目标已经得到明确。国家不仅在战略层面进行了规划，更在具体实施上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路线图和行动方案，这些举措将为行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支撑。
王文怀：对于企业而言，比起预测行业拐点，专注于创新更为重要。高质量的创新是艰难且孤独的，需要创业者远离市场的喧嚣，减少外界干扰，以保持清晰的思维和专注的创造力。过去，行业的过度繁荣可能抑制了真正的创新精神。真正的创新者是保持冷静专注于实现突破的人。行业的拐点并不由市场的热度决定，而是当那些不具备创新能力的、不适格的参与者退出市场、让真正具备创新能力和前瞻性思维的人在专注的环境中获得成功的标志时刻。
李家庆：如果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是新瓶装旧酒，个人觉得拐点来不了，不存在这样的概念，永远出不去。
面对当前的行业挑战，我们不应仅仅寻求小幅度的调整或短期刺激。实际上，整个行业需要经历一次深刻的范式变化，以适应已经发生重大实质性变化的外部环境。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可能需要五六年时间来完成。无论是新进入行业的人士还是已经在行业内深耕多年的专家，都需要采用全新的方法来应对生产者、生产资料、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如果我们仍然依赖过去的经验和做法，那么行业的真正拐点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李瑞：近期，投融资环境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这一点从直观感受和数据分析中都得到了体现。然而，随着年初以来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特别是针对资本市场和创投机构的利好政策，我们可以看到行业正在逐步复苏，市场信心也在恢复之中。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行业调整期间保持战略定力的重要性。坚持战略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虽然具有挑战性，但至关重要。其次，这是一个夯实基础能力的良机。市场的调整为我们提供了压力测试的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新检视募投管退等环节的不足，并积极进行整改和能力提升。第三，对于国有机构来说，积极把握政策的要义，理解并顺应政策脉络和趋势，寻找新的投资和发展机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最后，我们还需要在调整期进一步构建和凸显我们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无论是市场好坏，还是行业的起伏，构建独特的竞争优势都将是我们持续发展的关键。
尹强：最大有利因素来自于全民共识的形成，上上下下通过科技创新来带动或者引领产业强国这个共识的形成。无论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机构，海内或者海外，在这一点上的共识性已经越来越强。我觉得这个共识的形成，特别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样一个共识的形成，对我们后续能产生蓬勃的力量，这个是最大的有利因素。
新兴产业未来发展机遇
张予豪：生产关系和生产要素变了，是非常好的结构性的变化。人民币基金的时代来临，资本的逻辑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赚钱到服务国家大战略，促进了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这里面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金剑华：不管是人民币基金还是美元基金，单一靠以前的传统的PE不行了，CVC的春天来了，必须要资源整合型，产业链整合型的投资。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把以前的投资和投资的赋能和产业链的整合，把这些结合起来，才能替国家解决投早、投新、替投资机构解决安全性的问题，也替地方政府解决我们产业发展的问题。
郭一澎：从国新基金的投资策略出发，后续主要围绕PE投资，更多关注项目的战新属性、人才属性、科技属性，包括跟央企产业链的协同属性等。在此之外，一方面会更多的加大投早、投小、投硬、投外项目的挖掘，做好探头灯的作用，另一方面更多做好做好跟央企产业资本在项目并购重组层面的协作，这既是优势也是挑战。
王文怀：不能把赚钱跟服务国家战略截然对立起来。既然是国家战略，又是高质量的创新与发展，必然在商业社会中产生巨大收益。应当共同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创投生态体系，引导盈利性资本高质量的服务于国家战略，同时为资本带来合理的回报，这将进一步吸纳更多专业机构踊跃参与，扩大高质量资源圈，共同助力、推动中国创投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李家庆：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传统的投资策略。“投早、投小、投硬”这一概念需要更新，因为在战略新兴产业中，早期投资并不总是小规模的。事实上，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需要大规模投资的’硬科技’领域。
传统的“以小博大，广种薄收”策略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环境。现在需要联合起来针对一些真正的“大、难、长”的事情，我们不能再依赖于’东方不亮西方亮’的侥幸心理，而是要做真正符合国家战略的事情，做集中性的投资。
邓泽林：当前的投资环境，无论是人民币基金还是美元基金，都必须遵循出资主体的国家政策导向。全球化的趋势表明，各球投资者比如那些寻求东南亚、中东等地区资金的投资者，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返投压力和招商引资等更多的需求。香港的政府引导基金也是这样，其投资标准甚至比大陆更为严格。所以当下的投资人要适应新的形势和环境，要降低投资收益预期，特别是短进短出、快进快出的投资预期。LP和GP要保持战略定力和长期耐心，鉴定践行服务国家战略的信心，积极融入到国家关于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布局之中。作为国家级基金，服务贸易基金的二期还是会一如既往和行业里头部的GP和产业方去开展合作，通过资源上的整合覆盖更多的中小企业和早期项目。
李瑞：投资方向现在越来越明确，大家都是进一步聚焦到服务国家战略，特别是打造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方面。无论是在投资界还是在产业界，以及各级政府，应该讲都形成了普遍性的共识。
要面对这样的机遇或者是把握这样的机遇，是不是可能还要进一步去建立与这样的机遇和机会匹配的自身能力。现在的首要挑战是退出问题，随着退出或者IPO的标准的趋严，你是不是能够对你的组合特别是直投项目上能够做好充足的应对。这个不光要求企业，在你的团队，在筛选项目和投后管理上要充分体现出纪律性和审慎性。
尹强：当下最大的机遇还是政策层面的支持和鼓励，能够让国资类的创投机构敢于去投，擅于去投，持续投，耐心的投，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机遇。比较大的一个难点是对未来产业布局的难点，因为未来产业更多是高度前沿，高度颠覆，甚至是高度交叉的产业，很多是0到1的产业，而且这些产业代表着我们真正能不能在未来能够弯道超车也好，打破卡脖子也好，这需要我们更多去投早、投小、投硬、投未来，这方面是需要我们花更多时间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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