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9日，美国政治学与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与世长辞。斯科特是东南亚研究专家，但他不仅仅是一位区域国别学者，他把人类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手艺，为探究人类对自主、自助、自由和尊严的价值追求，及其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情境下的所遭遇的困境，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学术标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欧树军，曾于2019-2020学年访学于斯科特主持的耶鲁大学农政项目，本期推送欧树军专门撰写的斯科特纪念文章《自主、自由与互助——“农民”斯科特与他的“无政府主义”理想》。
欧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国家理论、民主理论、信息政治）。出版专著：《失衡的利维坦》《灵境内外》《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合著：《自由、威权、多元》《大道之行》《小邦大治》；译著：《沃伦法院与美国政治》《选主批判》《抽选的复兴》等；另发表文章若干。
自主、自由与互助
“农民”斯科特与他的“无政府主义”理想
文｜欧树军
这个夏天特别热，事儿似乎也特别多。这么说的直接依据就有三个。7月14日早上一觉醒来，幸运躲过枪击的特朗普，不仅在紧随其后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也在很多美国人心目中，成为天选之子。Meta（原名Facebook）老板扎克伯格也宛若亲见了神迹，对特朗普服软解禁了。7月22日早上一觉醒来，更是一拖二，先是拜登退选，后是斯科特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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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前一件事。拜登在退选之际钦定哈里斯接选，佩洛西、希拉里、奥巴马各怀心思，对拜登此举是一问一个不吱声，另一边的特朗普倒是直接说哈里斯不堪一击。政治世界的事，瞬息万变，鹿死谁手，仍待观察。按照清华大学赵晓力教授的说法，在美国政治这个现代剧场中，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个演员不可谓不出色。
再说后一件事，关涉的不再是演员，而是观众。昨天早上接到我的博士导师王绍光教授发来的消息之后，我就上网查了查，发现斯科特7月19日就去世了，正好赶上周末，他儿子等过了周末，才在X（原名Twitter）上公布了这个消息，耶鲁大学校方都还未及反应。我说的斯科特，全名是詹姆斯·C.斯科特（1936-2024），他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常青树，从1976年起就在耶鲁大学教书，一干就是47年，直到去年才正式退休。
詹姆斯·C.斯科特（1936-2024）
说起斯科特，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耶鲁大学农政项目的创始人和负责人，得知他去世之后，我又到农政项目网站上看了看，发现自己可能是他主持这个项目期间到访的最后一个中国学者。那是2019-2020学年，我作为国家留基委公派学者到耶鲁大学访学，合作导师正是斯科特。我本来计划申请到耶鲁大学政治学系访学，因为那是我的老师王绍光工作了十年（1990-2000）的地方，但斯科特在与耶鲁大学麦克米兰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伊恩·夏皮罗商议之后，最终还是决定把他在中心主持的农政项目作为我的落脚地。好在这两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兄弟共建单位，隔得也不远。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门厅的世界地图挂件，让我看到了美国知识分子舍我其谁的内心世界。政治系门厅的教授作品展示墙，让我看到了斯科特这棵常青树在耶鲁大学的学术地位。
耶鲁大学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门厅挂件
耶鲁大学政治学系门厅展示墙
斯科特常说自己是一个农民，尤其讨厌官僚作风。他的工作室就设在自家谷仓里。2019年元旦，他写信告诉我，谷仓不幸起火，烧毁了电脑，为此他生平第一次做了电子签名，供我办理访学手续，还贴心地附上了自己的简历，最后来了句：“这下他们满意了吧！”一幅有些恼怒又不失戏谑的面孔跃然纸上。
当然，在我看来，斯科特不是他研究的只有“弱者的武器”可用的东南亚农民，而是自给自足的美国自耕农，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更甚于中国农民与美国农民，费孝通先生概括过后者，那是在斯科特的童年时期（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农民户均5亩地，美国农民户均500亩地，美国一家抵中国100家。生计的鸿沟，可谓天壤之别。
斯科特在耶鲁大学的农业研究项目，旨在重塑新一代学者对农业生活和社会的理解，为步入纯统计学沼泽的社会科学研究，注入涉及贫穷、生计、耕种、争议、艺术、法律、财产、仪式生活、合作、资源利用和国家行为的新鲜知识和思想路径。斯科特为农业研究项目构思了三个跨学科的基本假设。其一，任何好的农业发展分析必须从其历史客体的活的经验、理解和价值观开始。其二，第三世界（近年来也可以说是第二世界）研究必然不能与西方历史研究或人文研究隔开，有必要将各种难得联系的学术脉络放在一起。最后，要松动不同学科对提问和解答方式的霸权式控制，唯一的办法就是聚焦对于几个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主题，建立一个长期持续的跨学科对话共同体，并交流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成就。
斯科特主持研讨班
斯科特的农政项目每周研讨会始于1991-1992学年，并设有一个总的研讨主题，包括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互认知，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文化和物质交流、移民、汲取、信用、法律制度和政治秩序的模式；还包括对不同社会如何构想其空间秩序的理解，哪些术语是有意义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比如，边疆、荒野、耕地、乡村、城市、城镇、农业、商业、丘陵、低地、海洋区、内陆，这些含义在历史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们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我在的2019-2020学年，研讨会的年度主题是“僻壤、边疆、城市与国家：交流与认同”，共有20场研讨会，涉及的跨学科议题，包括：“联合国对农业地区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的权利识别”，“越南农业帝国的动物与种族”，“早期现代边缘视角下奥斯曼世界的游牧生态”，“萨默塞特湖的木鹳：全新世/人类世边界事件的多物种人类学研究”，“秘鲁的气候变化、集体伦理与环境正义”，“泰瑞尔之光：吉姆·克罗沼泽的经济正义与基督教种族平等主义”，“20世纪拉美农业变革的史诗与反史诗”，“与松露相伴：追踪‘猎人之后’的卡拉哈里沙漠的景观关系”，“全球丰裕困境：1870年代至1930年代埃及、印度和美国的农业监管”，“监控水、土地和人民：亚齐山谷杂交种子研究的历史根源”，“沙漠蝗灾与帝国主义科学”，“不安定的特殊性与废墟：人类世的土著人存在”，“公元800－1900年西非萨凡纳的仪式地质学”，“气候恐惧与河流梦想：中亚的跨学科研究进程”，“慢科学：生态景观及其有机体”，“十九世纪马诺河与渔人湖（西非）之间的生活、劳动与大西洋贸易”，“权力的地盘：现代中东的边界、帝国和环境，1858－1939”，“国家、土地和战争：哥伦比亚内战期间的土地积累”，“建构民主革命之路：发展项目、社区理事会、唐顿马考特民兵与杜瓦利埃政权的垮台，1971－1986”。这些议题真可说是琳琅满目，两年后，在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访学期间，我再次见到了这种不同学科的激烈碰撞、不同视角的相互启发。
总体上，斯科特主持的研讨会，更像是费老在《留英记》所说的欧洲传统的席明纳。不同之处或许是，每次研讨会结束后，斯科特都会亲手送给主讲者一盒鸡蛋。用实物而非货币，作为学术活动的馈赠，我之前从未见过，我想这是斯科特的发明。
这里是21世纪的美国，这年头还有美国人拿鸡蛋当礼物！这事儿本身就特别令人不可置信，我原来一直以为，鸡蛋这物件只有在我们的乡土社会才是礼尚往来的硬通货，而且这也是几十年前的“古老习俗”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鸡蛋是哪儿来的？如果是买来的，似乎并不可贵。这个困惑在我脑海里持续了几个月，终于在我们这期访问学者应邀到斯科特家做客的时候，有了答案。斯科特在达勒姆的家，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不是美国中上层郊区家庭精心打理的草坪，而是院子里跑来跑去的一大群鸡，原来斯科特送人的鸡蛋，是自家鸡下的！
斯科特家院子里的走地鸡
此外，院子里还停着一辆硕大的农用犁地拖拉机，重建的谷仓已经搭建好了骨架封了顶，住所书桌墙上挂着他的绵羊手绘像（他还是康涅狄格绵羊育种者协会的会员，他对自己的这个身份颇为自得），厨房门口转角书架上放着一本特别扎眼的大厚书，书名就叫：How To Cook Everything。
斯科特重建的谷仓
当然，还有，大家惊讶地发现，只有斯科特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忙里忙外，竟是他孤身一人在给接近二十位客人（五六个访问学者之外，他还邀请了别的客人）准备晚餐！于是乎，大家感佩他身上的这股子自耕农倔劲儿，也纷纷加入其中忙活起来。
斯科特手绘绵羊
斯科特的晚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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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比拜登还大六岁，生于1936年，在特拉华河畔新泽西州的工业小镇贝弗利长大，9岁时父亲因中风去世，所以小学是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读完的。那个时代的美国在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领导之下，奠定了美国的“光荣与梦想”。和很多美国人一样，斯科特的父亲是小罗斯福民主党的拥趸，斯科特本人在父亲去世后，终生不改父之道，小学念的是贵格会教会学校，是班上唯一的“民主党人”，从小学到中学还几乎每周都去读美国的“社会大学”，参观过费城和华盛顿的监狱、社区、码头工人会议、精神病院，帮贫民家庭修过房子，还在冷战正酣时参观过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二战期间，美国的良心拒服兵役者，多是贵格会信徒。与这些人的广泛联系，让斯科特成了学院派中的少数派。
斯科特的本科是在威廉姆斯学院念的经济学，他在这里读了包括温和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在内的不少书，打下了政治经济学的底子。但在写作毕业论文时，被导师发现偷懒并拒绝指导，被迫换了个希望了解缅甸经济发展的指导教授，他因此申请扶轮奖学金去缅甸待了一年（1958-1959），从此走上了东南亚研究的道路。离开缅甸后，他又去巴黎政治学院待了一年（1959-1960），这些经历让他觉得世界上还有比法典更重要的东西，政治又比经济更重要，所以回国后就从哈佛法学院、耶鲁大学经济学系一路转到耶鲁大学政治学系读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一读就是7年（1961-1967）。
斯科特的第一本书《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精英的信念与现实》（1968），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的，而博士论文是跟着导师罗伯特·莱恩依葫芦画瓢写出来的，虽然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导师们很喜欢这本书，但他自己并不满意，他总是觉得自己应该写出更值得一读的作品。
如果用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版本的数量来衡量可读性，斯科特更值得一读的作品包括：《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1976）、《弱者的武器：农民抗争的日常形式》（1985）、《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1990）、《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处境的社会工程是如何失败的》（1998）、《逃避统治的艺术：一部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2009）、《为无政府主义喝彩：自主、尊严、工作与休息的六个片段》（2012，中译名《六论自发性》）和《格格不入：早期农业国家的深层历史》（2017，中译名《作茧自缚》），算上一头一尾，42年间，他写了7部享誉学术世界的作品，每一部都在英语之外至少有六种语言译本。
在我2006年到香港中文大学跟随王绍光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已经读过了前四本书，在我动手写作博士论文之际，王老师给了我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征求意见稿，供我参考。还记得我看了书稿后，跟王老师交流了我对斯科特的认识，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思想者，特点是“正题反做”：反思极端现代化意识及其影响下的国家视角，而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国家理论，所以斯科特对于我的启发，主要是“反题正做”，我一度把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的副标题命名为：“那些试图改善人类处境的社会工程是如何成功的”。
作者欧树军与斯科特的合影
斯科特曾说，自己的写作都是从一个故事开始（大众化写作是他的自我要求），自己的大部分作品都只有一个简单的论点（这往往体现在副标题上），再加上出版商对社会收益的追求（这往往体现在主标题上），斯科特的这些作品也就不难找到理解的门径，而这也恰恰是他的自我要求：谁说好读的作品不学术？
循此而言，《六论自发性》的六章二十九个思想碎片，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这种写作风格，读者可以从中找到他所有作品的思想内核，这甚至包括其后出版的《作茧自缚》。在这部作品中，斯科特手握在东南亚炼出的矛，刺向了当代美国的结构性暴力之盾，对于外界给他的无政府主义者头衔，斯科特内心并无波澜。这是因为，斯科特认为，小资产阶级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阶级，而无政府主义正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当今世界愈发受大型的政府官僚体制和商业官僚体制主宰，自主、自由、互助才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情怀；对自主性的渴望、对工作时间的掌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由感和自尊感的渴望，才成为更具普遍性的社会期待。
斯科特主要著作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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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的政治人类学视角，借助福柯主义，批评国家统治术的弊端缺陷，揭示下层群体逃避国家统治的艺术，强调下层群体在限制国家权力过度扩张渗透上的重要性，主张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史中重新发掘自主、尊严、自由的社会传统。
在斯科特的政治人类学视角中，自主与主权是相对的两极。政治人类学视角从政治学和人类学两端的边缘，也就是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构成的“下层政治”，向政治生活的中心即现代国家掘进。现代国家就像一部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机器，通过将统治对象清晰化和简单化，通过削弱乃至消除地方传统，通过绝对主义的专制国家，通过确保公民社会的软弱无力，化解流动性给自己带来的挑战，强化对统治对象和环境的控制。
但是，斯科特不仅抽象批判这种居高临下的国家视角，而且批判貌似普适实则特殊的北大西洋现代国家：北大西洋现代国家发端于18世纪，由一套高度同质化的制度构成，比如国旗、国歌、元首、议会、央行、剧场、礼乐，以及高度相似的政府部门和公共安全体系，但现代国家本质上是以普适制度为名的西方政治霸权，这种霸权一旦确立，就开始将其国民同质化，淘汰偏离常规的民间实践，在所有领土上打造单一的民族，就像国际组织那样，现代国家的普遍性常常不过是北大西洋的地方性乔装打扮而成。
尽管对现代国家制度批判有加，但斯科特并不认同与之配套的哈耶克、弗里德曼所推动的市场型政治自由，这是因为，市场推动的标准化与科层制推动的同质化都可能导致社会工程的失败，在市场中起作用的不是人而是钱，而全球化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堪称推动标准化、简单化和同质化的最强大力量，面对这种力量，现代国家可以发挥保护地方的传统、差异和多样性的功能，从而赢得正当性。
2023年，斯科特正式从耶鲁大学退休。对于他为什么八十几岁才退休这事，美国大学的制度允许当然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他是政治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的双料讲座教授，只要身体条件许可，可以一直站在讲台上。但我还有一个更私人化的解释，这与赵晓力教授在费孝通启发下研究的美国社会的生育制度有关：和我们传统的三代共居的反哺模式不同，美国是以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的接力模式，美国人一退休就只能去养老院，斯科特曾经帮自己的两个从高中退休的姑姑找过养老院，他用人类学家的方式实地调查了五六家，每次都得到老人们对养老院的交口称赞，本能的怀疑主义让他琢磨出一个细节，每次他问老人们看法的时候，都有护士在旁边陪着，于是他在回访中找了个机会单独与住院老人交流，老人这次说了真话：可别让你姑姑们来这里，这不是人待的地方！我想，这才是斯科特坚持到最后才退休的真正原因。
英国养老院中，护士与失智老人
当然，还有他身上那股子自耕农劲儿，2020年7月美国疫情高峰时期，他还自己开车到纽约接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授予他的阿尔伯特·赫希曼奖，并发表获奖感言。不过，他这种自助者天助的精神，还是抵不过岁月对肉体的侵蚀，2019年他还跟我说起与王绍光老师共事十年的那些美好回忆（fond memories），但到了2020年初，他就有好几次把王老师记成了王晓毅（《国家的视角》和《逃避统治的艺术》的译者）。
斯科特在退休之后仍不甘寂寞，他希望自己能写完一本新书《洪水赞：河流自由攸关万物》，这本书的雏形已在他给耶鲁大学本科生开设的《河流：自然与政治》课程中多次打磨。可以想见，这本书的基调还是斯科特式的：从政治学和人类学的边缘地带，向着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共同核心议题掘进，探讨自然系统、人类技术与政治管理手段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斯科特的目光中，河流是有生命的，它们生机盎然，它们是商业贸易、社会联系和文化影响的大动脉，也是所有粮食大国的立国之基。高度的流动性，带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随着斯科特的离世，这本书的草稿，终将成为他的绝唱。
2024年7月19日，一个名为詹姆斯·C.斯科特的自然生命，消逝在时间长河之中，但在思考人类的自主、自由和互助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上，他点燃了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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