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特别是“苏联学”和“中国学”，是冷战背景下服务国家战略安全大国政治的时代产物，并非完全是学科逻辑自发推动的学术体系。二战后期，美国依托基金会的广泛资助，在各个高校重建和新建了“斯拉夫研究”机构，培育了冷战社会科学的第一显学——苏联学，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而迅速衰落。
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崛起对美的战略压力，中国学则在70年代后迅速崛起，成为美国当前区域研究最为热门和活跃的领域。但美国学术体系没有将中国学停留在浅显的新闻报道和情报分析阶段，而是借鉴了政治学理论发展出了具有科学逻辑的理论成果体系，使得“中国学”成为继“苏联学”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又一大显学。
与上篇《美国“中国通”的过去与未来》形成对照，目前学界内外都有个基本共识：无论是在规模数量、成果质量以及政策影响力，中国的“美国通”都与美国的“中国通”有所差距。本文无意于做中国“美国研究”的学术史梳理，而是聚焦于讨论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和学术机制才能够产生中国需要的“美国通”？
一、中国的“美国通”从哪里来？
要弄清楚中国如何产生“美国通”，首先需要弄清楚“美国通”可能从哪些群体中产生，即美国研究的人才来源问题。从当前我国的学术生产机制来看，按照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划分，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专业人才大致来源于五个渠道：
①体制内
官方政策研究部门、国家智库系统、高校人文社科大类中（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经济金融、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涉及美国研究的机构和人员，因为其拥有涉美研究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声誉，加之所在工作平台的权威性加持，在理论上应是中国的“美国通”最为集中产出的区域，如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清北人复这四所人文社科顶尖院校的美国研究中心等。
②半体制内
政府中从事涉美实务工作的退休人员，因为其长期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能够基于自身业务积累经验针对涉美问题发表个人专业看法，具有较高的可参考性。这些退休官员也经常会参与到高校和社会智库的工作中去，成为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这也与美国的情况较为类似。
③体制外围
港澳台高校、在海外高校研究机构任职但在国内仍活跃发声的海外华人学者，这些学者多数求学和任职于海外，在海外具有较强社会联系和学术声誉，熟悉海外中国研究及美国相关情况，出于对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的关注经常公开发表真知灼见。他们虽有别于国内体制内的视角和风格，但也能为国内研判中美关系提供相对中立的第三方视角，是我国不可忽视的智力资源和战略性补充力量。
④纯市场力量
包括了中国的民间智库、法律机构、公关咨询公司，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美国在战略竞争背景下加大了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安全、供应链溯源、技术出口管制、监管合规等方面的审查。企业无法调动体制内力量，只能寻求民间智库、法律机构或是公关咨询公司，基于自身业务需要委托开展涉美风险分析及合规研究，由于要对客户的利润负责，在市场激烈竞争中的机构往往更加灵活快捷。
⑤民间草根力量
包括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海外归国和旅美华人，以及非专业机构的民众观察者。随着全社会民众智识水平的提升，非专业机构的人员出于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往往也能够发表相关观点和看法，虽然其中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但确有一些较为优秀的人员，由于其自身学识教育水平较高和一线实践观察经验，不受制于体制内的约束，反而能够更加自由地研究真问题、表达新观点，成为中国对美研究的潜在势能。
二、美国何以产生“中国通”？
客观看，中国学者开展美国研究的进入门槛和技术难度都要小于美国学者开展中国研究。一是在外语的掌握难度上，汉语要远高于英语，且由于汉语素材的春秋笔法隐晦表达，正话反说、双关隐喻大量存在、官方语言的简略难懂，加之中国信息对外开放有限，美国研究学者想要充分获取汉语素材的完整准确信息，难度十分大。
二是从数据素材的可得性以及信息质量方面美国信息更易获取。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透明度高、新闻媒体较为发达，研究成果覆盖面广、信息量大，如果中国的研究者能够熟练掌握英语阅读理解和开源信息分析，一般能够较快地进入美国相关问题研究领域，特别是随着机器翻译和开源信息分析工具的发展，及时掌握美国一手公开信息的难度进一步降低。
在进入门槛和研究难度均占优下，中国的“美国通”似乎却落入下风，假定两国学者的资质禀赋和努力程度大约持平，或许要转向更为深刻的学术和人才产生机制上来审视这种客观上的差距，探寻背后驱动中美双边关系学术创新发展的基础性机制安排。
1. 开放汲取而非封闭循环的决策体系
除了纯知识逻辑驱动的学术真理探索，对于政策导向的学术研究而言，能够被决策层所需要、纳入决策体系是其可持续发展的终极动力。没有现实的辅助决策需求，政策研究就丧失了存在基础。政策研究存在的前提就是要有开放的决策体系，能够及时汲取外部的智力资源支持，而非采取封闭的、内循环的决策体系。
辅助决策的外包化，成就了美国冷战时期的中国学和战略安全学的兴起。以美国兰德公司为例，最初则是因为二战时期征召为空军司令部服务的专家，战后既不愿意在军队服役也不愿意受军队文职身份的束缚，美国空军为了继续保持这一战略大脑，命令飞机承包商麦道公司找了一个仓库成立了一个长期稳定资助的计划，随后在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公司实体，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平台为美国空军的战略决策提供研究咨询服务。
当时空军参谋部的重大决策方案都要经过兰德公司的预先研究，兰德公司的人员也有着空军授予的较高级别的保密权限。美国空军司令部与兰德公司的专家之间，既存在甲方与乙方的委托代理关系，也有着近乎同事的合作关系，这样的生态能够很好地实现政策研究与现实政策的融合。这样一种灵活化的机制安排，既为美国空军保留了战时征召专家“外脑”的智力支持机制，又为第三方专家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提供了更为自由独立的研究空间。
正是因为开放的决策体系，才催生国家安全体系与学术政策界专家的“旋转门”机制。二战中美国吸收了大量的科学家和战略家进入国防部和军队，并在战后塑造的国家安全机制中仍然广泛吸收知识界，形成了冷战时期的“学界—政府”共生关系。
这批深度参与到冷战大战略制定和实践的理论家、思想家们被冠以“冷战知识分子”（Cold War Intellectuals），这些知识分子不少本身就是政府和军队机构的高级官员，或是就职于与国家安全体系关系紧密的战略智库或是大学、通过“旋转门”机制担任政府军队职位或是成为高层官员的咨询“智囊”，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约瑟夫·奈等。
战略思想家们从事战略问题研究，通过著书立说、公开演讲、发起交流对话等方式创造了丰富成果，这些成果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共同构成美国冷战时期的战略框架。
2. 开放活力的思想市场
开放发达、自由活力的战略思想市场是一国战略思想不断创新和涌现的必要条件。“思想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诺奖经济学家科斯提出，其将思想（实质是理念、观点、概念，而非意识形态）比喻为一个自由市场，思想的生产者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地兜售自己的思想产品；消费者则可以像选择普通商品一样自由选择，决定是否购买。
思想市场之所以称之为市场，是因为这是一个基于个体自由思考和发声的公共空间，平等竞争，不能依靠权力搞独家垄断，消灭其他思想产品。围绕国家内政外交的战略思想，通过一定的平台渠道公开展示和相互交流辩论，决策层决定采纳何种思想，打通了新思想“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循环，于是就自然形成了“战略思想市场”。
战略思想市场按照资源配置方式的两个极端，大致分为“自由化市场”和“计划指令性市场”两种类型。
自由化市场呈现多元思想自由竞争的“卫星城”扁平化状态，其突出特点是多平行主体、公开透明、竞争择优。新的理念、观点、概念等的生产是基于个体的自由思考；通过一定的交流和表达机制在公共政策讨论空间中展示和兜售，各类新的思想在这一公共空间内进行竞争、辩论，彼此吸收融合后发展成熟为不同派别；最终由国家——新战略思想的终端消费者所选择采纳，并付诸实践。
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新战略思想的所有者——战略学者进入政府或是军队高层的任职，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旋转门机制”：战略学者在高校、智库与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的人事流动，并且还伴随政党和政治领导人的轮替发生轮转，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战略思想及其生产者，没有被政府和军队职位禁锢住，形成了“理论创新、获取声誉、政府任职、战略实施、理论再创新”的正向激励循环，新的思想层出不穷。
3. 学术和政策研究的分类培育
随着学科的成熟和精细分工，客观上，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差别也逐步显现，甚至形成隔阂。美国学者Michael C. Desch在Cult of the Irrelevant: The Waning Influence of Social Science on National Security（《无关紧要的狂热：社会科学对国家安全的式微影响》）中提出过一个现象性的命题：
冷战期间，当国家安全形势危急时，美国社会科学界更加偏好研究政策导向的现实问题，而当国家安全形势好转时，则更愿意在象牙塔内研究形而上的、与现实联系不大的学术问题。
《无关紧要的狂热：社会科学对国家安全的式微影响》
目前美国的主流政治学理论发展迅速，已经逐步转向定量化和中层或是微观理论创新，对中国学研究原有的描述性分析和情报信息分析的范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学学者也更加强调中国研究的科学属性以及与主流政治理论的结合。
美国的中国学专家在高校学术和智库政策研究之间也逐步分流：一部分选择留在高校从事学术研究，其一般在获得终身教职后（tenured）或是闲暇之余，热衷于关注中国相关现实问题、写作时政评论，虽然美国高校也存在中国研究人才断档（45—55岁之间正教授级的领军学者稀缺）、政策与学术研究的主次碰撞等问题，但他们还是秉持了较强的学术自觉：有意识地保持与国家安全体系之间的距离，试图在政策研究中建构学术性的意义，强调对主流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发展的贡献。
另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则选择智库（包括高校和社会智库）从事中国现实政策的研究，担任研究序列的研究人员，而脱离常任教职轨道（tenure-track）。他们以智库为根据地，将政策研究作为个人事业，倾注精力观察中国不断涌现的新变化和新问题，筹措研究经费、及时发布研究成果和观点。
由于更能反映中国现实和及时为美国决策提供咨询参考，他们在现实中的政策影响力较大（也意味着更多的项目资金来源），并且是国家安全体系“旋转门”后备的活跃人群。虽然少数智库学者在职业生涯早期也会在智库担任研究人员、而后申请高校教职（如迈克尔·贝克利从哈佛贝尔弗国际事务研究院到塔夫茨大学政治学系），也有退休教授转而去智库担任资深研究员，但是学术和智库学者之间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分工定位，总体上呈现了平行发展、偶有交叉的发展格局。
4. 分散需求牵引的高效率经费资助方式
美国没有科技部、教育部也无权限管理学校，也没有针对社会科学的国家级资助机构，美国对中国学的大量资助来源于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国家安全体系，并且与诸多基金会协同、共同扶持培育了美国的“中国学”学术生态。这样的资助方式看似是结构松散的一盘散沙，似乎存在统筹规划不足、重复浪费的情况，但实际上却乱中有序，能够减少学术经费浪费和管理成本，有效培育专业化分工。
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各军兵种都根据自身实际业务需要来决定资助方向和资助对象，这就决定了其所资助的研究项目具有明确的现实需要；对资助对象的选择是基于某个专家或机构在行业内的声誉和能力，是一种经过市场化优胜劣汰后的择优选择，避免了“撒胡椒面式”的广撒网资助（往往伴随着资金浪费）；
并且确定资助对象后，往往签订长周期稳定资助合同，有利于相关专家长期在某个领域深耕积累，在公开竞争中形成术业专攻、在分工深耕中形成了个人的知识壁垒和护城河，从而造就了个人的学术声誉，进而提升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三、中国为何难以培育“美国通”
中国的“美国学”研究起步很早，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派出国和老一代学人的努力，出现了成果井喷、大家辈出的时代，老一代学人在十分困难和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建构了中国美国学研究的地基，但是一些深层次的学术和人才产生机制的结构性障碍，仍然制约着中国“美国通”人才的培育。
1. 生长局限的战略思想市场
科斯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对于新战略思想的终端消费者——国家而言，多元思想的竞争择优，确保了国家战略总体能够保持较为智慧的方向，并且可以在公共讨论和实践反馈中不断地调整修正，确保自主创造活力。
与美国不同，中国的战略思想市场总体还呈现“金字塔”式自上而下的纵向层级化状态，突出特点是等级化主体、内部非公开、横向壁垒高、信息向终端末梢集中，未能形成 “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正向循环。
①战略思想的生产端
依然偏向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层级化状态。新的思想观点的生产往往是执行上层下达的指令任务的附带偶然产物，新思想的生产和流通取决于创新主体在等级体系中的层级，少数层级高的主体的新思想能够幸运地展示和表达，大多数中底层的就被压抑在萌芽阶段或是埋没了。
②战略思想的流通端
由于内部不公开和不同条线的信息隔绝状态，我国在思想公共讨论空间和交流融合平台机制还有欠缺，新的战略思想未能充分流通。加之我国思想界与政治体系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人事流通不顺畅。战略思想的生产流通环节的正向激励循环被切断了，战略人才的多样性来源和有效使用也被阻滞了，难以形成高质量新思想的持续生产和供给。
③战略思想的消费端
由于各个独立的信息向决策中枢集中，造成了决策中枢的信息过载，各种思想的竞争择优集中在决策中枢，由其根据情况或是偏好来择优采用，最终新思想的取用则可能取决于提出者与决策高层的关系是否紧密相关，一些与高层关系紧密的更易直达，但是更多的则缺乏通道和机会。
④战略思想的生产端
决策层的决策需求都是在内部少数机构传达指定，难以在思想界内部开展研究和讨论，也缺乏后续深化研究的资助机制，这就切断了及时反馈、深化研究讨论的再生产机制。
2. 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关系尚待理顺
针对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差异，目前还未能形成有效分工、相互补充的合作关系，两者之间仍然有着摩擦碰撞。随着中国学术界向国际学术界的接轨，国内美国研究涉及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都不同程度地向国际化接轨，但是程度有所不同。
这在表象上似乎体现为所谓的留洋派和本土派的差异（经济学界中这两者关系一度紧张），其核心在外部强大社会科学体系的引进下，基于本土现实问题而自发生长的知识创新体系会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而出现“拿来”和“自主”之间的张力。
从学科和学者发展轨迹看，我国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恢复兴起，在学科发展初期，学术和政策之间的界限模糊，更加强调对现实问题的学理探讨和观点输出，从而逐步积累素材，推动学科发展，成就了老一代学人的政策影响力。但随着国外成熟的学科标准范式的引入，推动学科国际化进程的同时，也使得高校学术研究和智库政策研究之间的界限日益拉大。
以经济学学科为例，坚持国际化标准，则意味着中国学者需要在经济模型、定量、微观实证和方法论层面进行更加细化和高级的追求。如果坚持本土问题导向，则需要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全面清楚的摸底调查、与政府政策部门保持较为紧密的关系，了解政策的来龙去脉，输出决策层和大众能够看懂听懂的成果。两种研究范式虽在根本上并不冲突，但是在学术生产机制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两种路径。
北大的姚洋教授曾批评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授“坐在金山上挖煤” ，呼吁经济学是一个入世的学问，要积极开展政策研究、参与政策讨论、与社会接触。人民大学的聂辉华教授也感慨如今经济学界的无趣，不如记者的实地调查更能启发人心。
经济学的国际化接轨，加上高校日益严苛的论文考核标准，已经迫使学者必须跟上国际化标准，在数据和回归中找论文，这是在学术界“不发表、就出局”下的有利生存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指望顶尖高校的青年学者不计功利，去做长周期、费精力且不容易发表顶级刊物的政策研究，实在难免有“面对饿汉谈营养”的苛责嫌疑。
这样的现象也并非全是坏事，经济学向学院派“黑板经济学”转向的同时，中国成长起来的证券投资研究机构和个人工作室，他们是所谓的政策研究“实战派”，其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分析和观察，无论是在分析水平和素材数据掌握上，很多时候并不输于高校的教授。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高校教授在经济学实际上对于现实政策的影响力，可能已难以达到上世纪的“莫干山学派”，取而代之的是各类投行券商首席经济学家和民间高人。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分工已经自然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借鉴和补充的局面。
这一现象并非经济学界独有，任何面临国际化和本土化发展碰撞的学科都会面临，只是经济学界提前走了一步。以中国对美关系研究而言，目前国际政治的国际化标准，已经使得学科内部呈现了学术派和政策派的争论。
曾有观点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成熟，就意味着学术期刊中政策研究论文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国际关系研究应当国际化”。这样的观点，虽在理念和初衷上十分美好，但在实践中也要避免陷入绝对，不能以西方标准为唯一标准，国际政治学科的理论先进性要求和服务现实政策需求是学科发展的一体两面，都不可偏废。如果国际政治不再服务现实政策，或许这门学科自身的存在意义也将打折扣，也可能损害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
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崛起，虽然也开始讨论如何称之为“学”，但是笔者猜测，这一学科建设的初衷并非解决中国的学科短缺、而是解决国家战略亟需的基本知识的短缺，间接上也凸显出以往院校学术研究对于特定对象基本事实的知识研究储备不足。
3. 中美关系研究与美国研究的比重不协调
正如美国“中国通”一定要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出发研究中美关系；我国对美研究较多从中美关系出发，从“关系到关系”，从而使大国关系研究缺少了坚实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证基础。在现实中，对美研究可能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偏向宏观、疏于微观，专家不够“专”的问题。美国并非是铁板一块，反而更像是一个有机构成的碎片化美国，因此对其的研究认识很难从一个整体性视角简单概括。如果缺少对美国某个领域问题的长期跟踪，没有形成深耕积累的知识壁垒，则很难对美形成清晰认知。
二是在数据基础上，还缺乏对于美国各个行业、区域、人群的微观跟踪调查，也缺少权威数据库的建设积累。
三是未能给予“美国政治研究”足够重视，中国对美研究所接触的主要是美国的“中国通”群体，但是正如上文《美国“中国通”的过去与未来》指出，美国政治学中的美国政治才是中国的对美研究学者所必须关注的学科方向，而非美国“中国通”所归属的其他领域。
如果在对美国国情政情军情民情缺少充分理解的情况下，当美国抛出对华议题，则很难对其背后的来龙去脉、思维逻辑、动机原因、执行主体、政策绩效有所了解，现实中往往容易陷入“阴谋论”的思维陷阱。并且在如何看待美国的问题上，容易将美国战略界看作一个统一整体，无法充分考虑其战略思想多元竞争涌现的现实。
在对美战略形势的研判分析中，由于信息掌握不够和研究不够充分，我方容易将美国官员、智库、著名学者的碎片化报告或言论当作美国的对华政策倾向和整体态度，缺少对美国国家战略体系整体以及各个分支的把握研判。
如此，便容易在实践中出现认知偏差，比如认为美国方面不断抛出新的概念和议题，一个“虚拟但无所不包”的美国在不停对中国设置难题，把握不住美国对华战略思想的逻辑主线，未能从结构解剖的角度深入认识美国战略思想界的多元竞争格局，从而出现了重大误判。
4. 现有科研资助模式抑制潜在“美国通”培育
①评价标准上，相对单一的评价衡量标准压抑了对美真实问题的跟踪研究
对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应当是多元的，由领域专家的小同行评议为主。对于培育中国的“美国通”群体而言，坚持单一的标准可能会压抑相关人才的成长。特别是如果照搬西方学术标准，以发表SCI和SSCI作为学科国际化的准绳，可以设想，多数中国学者能够在海外发表的基本仍然是关于中国的话题，也许在发表数据上好看，但是对于我们增进对美国的了解和知识积累，则用处不大。
据笔者观察，研究美国问题并且能够在国外期刊发表关于美国问题论文的学者十分稀少，且他们的研究难度更大、付出的学术努力更多，但是这一真正的美国研究群体，无论是受到的决策和大众关注、还是学术资源分配倾斜方面，都与研究中美关系的同行有所差距。
②对智库政策成果和人才的承认机制不够完善
如果说我国建立了相对通行的学术评价标准，但至少解决了学术评价标准的有无问题。但是我国目前对于智库政策研究的成果和人才还缺少行业通行的标准。目前除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部委所属研究机构等国家智库机构存在着内部的政策研究的评价标准，中国多数智库还是挂靠在高校。
高校智库如何建立与高校学术导向的考核之间的匹配衔接问题，还需要一种创新探索。如果仅以获得批示作为智库研究成果的方式，虽然部分解决了评价标准缺失的问题，但也会加剧智库政策研究“投上所好”的扭曲性，损害智库政策研究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在智库成果和人才评价标准缺失的情况下，我国还没有建立与美国相匹配的人才流动机制。人才流动不仅面临着“编制”“身份属性”等体制性障碍，也面临着评价认定和标准衔接不匹配的技术性障碍，无论是政府与智库、智库与大学、智库与智库之间，都存在“旋转门是个玻璃门”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大量活跃在民间的高手是无法被现有的评价体系所承认，只能依靠个人兴趣热情、或是流量变现来维持发展，难以持续激发研究热情和提升研究能力。
③短期竞争性“项目制”抑制了专业化积累
目前科研资金的分配，主要是由政府主导，依靠行业资深专家评审，实行的是科研项目资金竞争性分配的机制，也带来了科研经费使用效益不高、研究响应现实需求滞后、科研人员负担过重等问题。
自上而下的问答式项目资助模式，也可能局限了学者研究的范畴，由行政机关或少数权威专家界定的选题，如果局限在已经出现的现实问题上，必然会出现学者“追热点”“赶时髦”的情况，不利于学者的深耕积累、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同质化。对还未爆发或未被关注到的问题则会发生研究不足，或是响应不够的问题。当发生突发事件时，决策层需要在短时间内寻求专业权威的咨询意见时，缺少专业化分工的学术体系是难以满足快速响应需求的。
现有的资助模式难以培育异质化分工优势，而鼓励了同质化的浅显劣势。为了获得资助的机构和学者，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在申报课题上，从谋利动机上来看，容易鼓励学者为了获得项目经费而搁置自身专业的积累。
现实中，如果少数学者可以依靠地位和名声掌握多个项目，而多数学者难以获得资助，可能会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不利于多元创新主体的培育，一方面造成个别机构和个人研究经费和任务过载，另一方面，弱化了多数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专业化分工空间，一些战略上重要但是未被关注的学科领域可能难逃“冷门绝学”的命运。
如果从简单的计算题看，10个人每年都同时研究同一个问题，每年换1个问题，10年下来，也就研究了10个短平快的问题，同质化浅显劣势清晰可见；当10个人坚持10年都在研究同一个问题，最后就是10个研究深厚的问题，异质化分工优势突出。
目前，发达国家普遍采取“机构式资助”（政府将经费按一揽子拨付给研究机构，由研究机构按照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自由支配，该类经费一般为经常性的）和“项目式资助”（由研究机构按照项目申报方式从政府和军队获取资金）两种方式，“养机构”和“下任务”并举。在不同领域、两种资助方式的比例有所不同，总的原则是从事国家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的机构，机构式资助比例一般在50%以上。
美国兰德公司主要资金来源为政府部门和军方，通常占到其总收入的70%—80%左右，通常与国防部、军兵种等签订3—5年或每年更新的服务合同，合同数额数千万美元。
四、结语
中国战略思想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知识分子资质与勤奋优势明显、饱含爱国报国热情，完全可以产生超越美国“中国通”的战略思想家群体。要打造知己知彼、知古知今、知表知里的“美国通”群体：对上提供高质量咨政建言、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对内回应大众关切，避免在学术和思想上被西方牵制、成为战略思想上的“殖民地”。
中国很难出现“美国通”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和学术生产机制中存在着深层次矛盾，是系统性而非点到点的问题。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的决策和辅助决策制度，也不会和西方建设同等模式的知识生产体系，但是：决策开放、有效分工、分类评价、实证基础、人才流动、正向循环，这些美国的“中国通”得以产出的规律性原则可以为我国所借鉴和改造应用。
我们要避免建构一个思想认知的牢笼，结果却把自己锁在了里面，睁眼看世界、看的是自己想象的而非真实的世界，既要站在中国看世界、也要站在世界看中国，摆脱对美国创设的既有话语逻辑和解读轨迹亦步亦趋，真正建构培育自主话语生成能力和自主思考能力，这是中国走向真正大国必然要过的思想关卡。
以上既需要站在老一代学者肩膀上接力加强自觉性的学术努力，也需要决策层着手推进深层次、体制性的学术和人事体系改革，推动形成本土战略思想“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良性循环。本文提出这个问题，旨在引发大家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思考和辩论，相关表述并非下定论或是臧否。毕竟，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问题解决的开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 （ID：GBA_Review），作者：梅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校对：袁浩延，审核：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