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说谎者的惩罚，不是没有人信任他，而是他不再信任任何人。”——萧伯纳
“棍棒之下出孝子”，这曾经被传统中国人奉为圭臬。
农村出来的像我这般年龄的人，如果不是家里的独子（包括有姐妹的情况），很少没有挨过长辈打的。挨揍是传统社会男孩子的日常生活。
小时候我挨亲娘（祖母）打最多——其实也没被打过几次——我记得很清楚，她老人家总是举着扫帚，迈着半路解放的小脚，在后面追赶我们兄弟，当然总是追不上。村里人给她老人家起了个外号：“笤帚婆”，其实就是亲娘教训我们兄弟时的情景。
不过，我的父母亲很少打我们，母亲没有打过我，而挨父亲打，我的记忆和父亲的记忆是一致的：两次。
有一次我在武力教育女儿时，父亲曾经规劝过我，最好别打孩子。父亲说，我记得也就打过你两次。是的，父亲说的打过我两次，我都记忆清晰。而父亲打我们兄弟，不是因为他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是怕我们兄弟不走正道，走了歧路、歪路。
一
我记得第一次挨父亲打，应该是6岁左右。
当时还是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组织劳动，家里大人下田干活的时候，我们这些无人照料的孩子会跟着，放在田间地头，自个儿玩草、玩泥巴，大人时不时可以直身察看照顾。
当时我母亲在镇上的社办厂工作，不能带我们，而父亲是壮劳力，要干重活也不能带孩子。所以，平常都是我祖父母带我们兄弟仨下地。但即使跟着大人下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作为老大，得在地头看管两个弟弟。
几年前微博曾有一张照片引起了轰动，就是一个小孩被用绳子拴在煤堆附近，任由她自己玩，大人们在远处干活。其实类似的事我也干过，我曾经用绳子系在弟弟腰间，另一头拴在桌子腿上，自己偷偷跑出去玩。这一幕被回来的堂姑撞破，后来堂姑一边跟祖父夸我聪明，一边也有担心。那次我没挨打，也就挨说了几句。
那一个夏天，我照例和弟弟们跟着祖母下地。就在今天我们村西浜头西南角的地里，离我家老宅不到两百米。快接近中午的时候，我跟祖母说，要回家喝水。
夏天下地干活的大人，通常都会带着水，但那次就在村子附近的地里，没带水。祖母经不起我折腾，放我回家喝水，临走再三交代，喝完水赶紧回来，尤其提醒不要乱走，不要去河边埠头上。
得到许可的我兴高采烈，就像出笼的小鸟，拎着一根当枪玩的葵花棒，光着脚一路颠跑着回了家，我家的小狗紧跟在我屁股后。不过，我没有像跟祖母求告那样是回家喝水，而是直接去了西浜头的埠头上，埠头离我家旧宅最近，也就十多米。
西浜头当年的埠头，青石板拾阶而下，隐在河面下还有好几个台阶，夏天跟着大人上埠头，我会趴在水里的台阶上玩水。石阶边上还横架着一块长条青石板，可以容纳好几个人同时淘米洗菜的。父亲后来跟我说过，这青石条是当年村里祠堂拆下的。
我先在水里的石阶上洗了脚，然后返转站到长条青石板上。虽然几乎天天跟着大人跑河埠头，但我那时还小，不知道河的深浅。一时起了好奇心，拎起葵花棒，想探探河有多深。
多深？站在青石条上，我用葵花棒往水里一戳，没想到葵花棒短，一戳，没够到底，我顺势被带着栽落进了水里！
那时我还不会游泳，虽然边上青石板触手可及，但根本没有意识，惊恐之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双手使劲乱拍水，身体在水里扑腾，或浮或沉，浮起时便喊救命，呛水之后，连救命也要喊不出了。
我家的小狗见我落水，在埠头上朝着河里狂叫，声音凄厉。村里一位同宗兄长本来回家换衣服要去走亲戚，听狗叫凄惶，不知何事，跑来一看，发现是我落水了，赶紧跳进水里把我捞了出来。
兄长一边给我控水，一边叫村里赶来的其他小孩去地里叫我祖父母。祖父母赶回时，我已经躺在家里的竹床上哭，看我那害怕的样，祖父母又生气又心疼。父亲随后也赶了回来。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毫不怜惜地把我从床上拎了起来，使劲打我屁股，一边打一边责骂我，我又疼又委屈，哇哇大哭。
这是父亲第一次暴打我。多年后我成了“中举的范进”，曾就此事问父亲，为何当时这么“凶狠”地打我。父亲淡淡地说，一来我不听话，跑去玩水；二来竟还撒谎骗家里人，小小年纪如此，长大了如何了得。我哑然。
《儒林外史》里，胡屠户打发了疯癫的范进耳光，打的手掌作疼，觉得天上的文曲星果然是打不得的。这个时候的范进，已经不只是他的穷姑爷范进，而是天上的文曲星。而我父亲打我的时候，我还是个不太懂事的小屁孩，父亲打我自然毫无忌惮，手不留情。
父亲第二次暴打我，也是因为我撒谎。
那时我已上小学，记得是某一年的农历七月半前——我记得在回家路上遇见邻居家过七月半的亲戚。那天上午，我自告奋勇代父亲去街上卖甲鱼壳，当时是去走马塘街上卖的，卖了多少钱记不得了。但当时我卖完甲鱼壳后，偷偷拿出其中两毛钱，在供销社买了本小人书，书名叫《桑椹红了》，是讲抗日小英雄的。
父亲是老法师，自然知道甲鱼壳能卖多少钱。我回家把钱交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发现少了两毛钱，我告诉父亲说，可能是路上掉了2毛钱。父亲也没追究，提醒我以后注意。
但是，父亲后来在我枕头下发现了小人书，还是新的，一看定价，正好是两毛钱。立刻把我揪住审问，我看蒙混不过，只能怯怯地承认小人书是拿了两毛钱买的。
父亲又狠狠地打了我一顿，而且这一次比上次更狠，用上了器械，用的是担绳，就是家里用来捆扎稻麦用的粗绳。当时父亲打我的时候，大概率嘴里会嚷嚷着“叫你说鬼话”。鬼话，就是谎话。
按父亲的说法，这叫吃记性，让我以后不说谎。父亲痛恨自己的孩子说谎话，不学好。这是一个严父的朴实信念。
二
我的长辈都是普通农民，在自己的世界里有自己的生活信条，不说谎，是重要的一条。过去我的尊长对我们兄弟的日常伦理教育中，都会通过民间流传的宗教故事，跟我们讲述不说谎的重要性。
我和父亲的母校朱家桥小学，前身是东岳庙，这东岳庙里的泥塑被推倒改建新式学校之前，据说非常有名。
我的祖父母、父亲都给我们讲过当年庙里的上刀山下油锅之类的塑像毕肖，包括说谎拔舌的泥塑。亲娘给我们讲故事，总是会讲到说鬼话骗人，会被阎罗王捉去打入地狱，小鬼来掰开你的嘴，用铁钳夹住舌头，生生拔下你的舌头……小时候听了这样的故事，总是不寒而栗。
老人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因为这也是他们相信的。但当我在朱家桥小学读到木偶匹诺曹的故事的时候，只是觉得好玩，并不真的认为说谎鼻子就会长长。
但是，现实生活中，说谎是一种普遍现象，即使拥有某种信仰的人，即使明知道说谎不好，也难免仍会撒谎。
在世俗生活中，有时候撒谎可能带来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大致而言，普通人撒谎的原因，或为谋利，撒谎能带来直接的诸如权力地位和经济方面利益，这是世俗生活最大的诱惑，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撒谎的最大动力，为此，一些人甚至可以背弃宗教信仰道德信念；或为自我保护，保护自己和亲善之人的利益和隐私，以防止受损，也很容易撒谎；或为掩盖真相，掩盖真相的谎言，既有利益关联，也可能是因为善意，当然也不乏栽赃；或因面子，避免尴尬，或者站队避免被孤立的社会压力；甚至，还有因为游戏心态的好玩……
撒谎是人类古老的传统，通常人们撒谎是为了具体的利益，即使满口谎言，也知道自己在撒谎，连小孩也知道。
我的第二次撒谎——偷买小人书，既为掩盖真相，也为自保，因为我那个年龄已经很清楚偷买小人书行为的后果。
至于我的第一次谎言，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与权力地位财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依然有着类似的逻辑：如果不撒谎，亲娘很可能不会允许我回家，不回家就不可能有放纵的自由……
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谎言，很容易被戳破，比如我的那两个谎言。一旦戳破，撒谎者也自会受到生活的惩罚。
人世间最大的谎言，其实在政治生活中。政治生活中，即使谁都知道是谎言，也很少受到惩罚，除非政治生活发生革命。
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并非仅是童话那么简单；一如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的《法西斯谎言简史》中所描述的那些谎言和场景。
《法西斯谎言简史》
[阿根廷] 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 | 著
张见微 | 译
一頁丨辽宁人民出版社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1月
20世纪著名的法西斯主义领袖，无论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都视谎言为真理，视自己为真理的化身，而在他们的信徒那里，只有领袖才能成为真相的来源。“墨索里尼永远是对的”，谎言说多了，连自己也信了，没有人相信匹诺曹的故事。这是20世纪法西斯统治下体面人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一个人意识的真实历史，往往始自他撒的第一个谎。”
布罗茨基在他的名作《小于一》中写道。布罗茨基记得自己撒的第一个谎，是7岁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填写借书申请表，要填写“民族”一栏。布罗茨基已经清楚地记得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他对管理员说不知道。犹太人过去在俄罗斯的命运很是不济，反犹主义曾经很盛行，犹太人常遭歧视。所以布罗茨基说，自己撒的第一个谎与自己的出身有关。
《小于一》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 著
黄灿然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1月
自己撒第一个谎言时的年龄，应该比布罗茨基还小，但我读到布罗茨基这句话时，却让我陷入了思考。我的谎言与出身无关，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文化冲突都无关。
6岁多那年，我跟亲娘说要回家喝水，并非一开始就是撒谎的目的，去河边玩，大概率是顽童即兴发挥。而我所以记得，也是因为撒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屁股挨了父亲好几巴掌，也因此有了记忆，也有了自己意识到的真实历史。
第二次偷买小人书撒谎，则与布罗茨基一样，已经完全有了一种自我意识——撒谎是为了掩盖真相，掩盖真相是为了避免做了错事受到惩罚，知道做错事会受到惩罚，前提是知道了对错，知道了被惩罚的痛苦，而这些来自生活的经验家人的言传身教……
在《小于一》中，布罗茨基说，一个男孩同迫近的命运斗争的唯一方式，就是脱离轨道。撒谎是脱离常态轨道的一种方法。谎言一旦得利而说谎者未受惩罚，撒谎就会上瘾，就像《奥德赛》中塞壬的歌声一样难以抗拒。天纵英才如奥德修斯，也得将水手的耳朵弄聋，让他们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才能躲过成为塞壬腹中餐的命运。
不过，我这个试图脱离轨道的尝试，在一次被父亲打了屁股之后，又一次尝试时，遭遇了父亲更暴烈地抽打，父亲打在我屁股上的巴掌和抽在我身上的麻绳，就像绑住奥德修斯抵御塞壬歌声的绳索。我尝试通过撒谎脱离传统生活轨道的路径被堵住了，没有养成撒谎的习惯。
人生的历练后来告诉我，如果撒谎的习惯没有被遏制住，我的人生可能变成一种不堪设想的生活——或者可能被收监，或者成为自己今天所鄙视的那些人，甚至还不自知，可能还洋洋自得……
没有养成撒谎的习惯，其实就是一种“同迫近的命运斗争”的极其重要的方式，是一种最罕见的脱离日常生活轨道的方式——因为几乎人人都会说谎，包括纯粹恭维的好话。
鲁迅在《立论》中的表达很是经典：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事实上，几句好话能改运？
因撒谎挨过父亲揍后，我在生活中并非没有再撒过谎。在生活艰难的时候、不顺心的时候，我也会跟父母家人撒着善意的谎言，以免他们担心。
但我后来在日常工作的那些谎言，大多无非是形格势禁下鹦鹉学舌的空话、套话、瞎话，非出本心，于己自是鬼话谎言，这些多与为己谋利、掩盖真相、栽赃陷害无关，目的在为了更好地完成自认的更高的职业理想和道德责任。
但是，本来为了达致一种理想而在过程中与各方力量妥协低头，有时也难免有瞎话——最后可能忘了妥协的初衷，只剩下妥协。
这也就是布罗茨基说的，一个有头脑的人，“他就一定要尝试着与这个体制斗智，采用各种各样的计谋，如兜圈子，同上级的私下交易，编造谎言、保持半亲戚式关系……”
但如同布罗茨基所说，这个人所编织的谎言之网，无论他获得了多大的成功，无论他具有怎样的幽默感，他都会鄙视自己，这便是体制最后的凯歌：“你无论是抗击还是参与它，你都会同样感到有罪。”
“谎言更多的是对自身而不是对他人义务的侵犯”，违反对自己的义务（说谎）就是抛弃自己的人性。康德这样说过。
夜深人静写日记的时候，我有时还会想起父亲当年的巴掌和担绳，为自己曾经的谎言感到羞愧，为自己曾经挨过的揍感到庆幸——它让我的人生保持了基本的人的体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朱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