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职业照那天，陆晨特意穿上刚买来的黑西装、白衬衫，打上蓝领带。影楼化妆师给他修了眉毛，擦上素颜霜，又往头上喷了几圈发胶。站在灰色幕布前，摄影师让陆晨换了几个造型——先是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再双手插兜，最后让他右手下垂，左手拉着西服右侧门襟。
陆晨选择了第三个造型。这是他想象中律师该有的样子——职业、精英、上档次。
精修后的照片挂上了律所官网。和很多同行一样，陆晨把微信头像也换成了这张精英照。
陆晨是“90后”，上海一所“211”院校法硕毕业。他彼时供职的律所，是一家仅次于“红圈所”的“规模所”，在国内外有多家分支机构。能进这家律所，意味着肉眼可见的大好前程。为了配得上这份工作，陆晨每天早上出门必换西装，认真打理发型，皮鞋擦得锃亮，努力保持一个精英律师的形象。
但很快，他被困在了有关精英的想象中。这份工作远比他预期的更卷也更焦虑，有同行为了找案源，甚至在写字楼里挨家敲门做“地推”。
而由于没有案源，陆晨不仅没过上戴名表、开豪车的精英生活，一度连买菜钱都拿不出。他向一位老律师请教，后者告诉他，要想成为精英律师，需要达到三重境界：一是让当事人相信自己的能力，二是让公检法相信自己占理，三是让自己相信自己能成为牛逼律师。
得到这份“秘笈”，陆晨判断自己做不到，他最终决定考公上岸，“律师行业还是大有前途的，只是我没能坚持下去。”
一、成为精英的“小代价”
做律师之前，陆晨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一路顺风顺水——2014年，他本科毕业后在上海一所“211”院校读法学研究生，读研期间拿下司法考试，毕业后回到老家，进入了一家港股上市的银行，第一年年薪十多万元。
可陆晨不喜欢这份看似体面的工作。由于负责贷款授信，主要服务企业，他需要白天做贷前调查，晚上写调查报告，每天天不亮离开家，深夜十一二点才能回去。除此之外，还得隔三差五推销金融产品，拜访客户，白酒一壶一壶灌进胃里，没过多久就得了皮下脂肪瘤。
做金融“民工”两年的唯一收获，就是在2018年贷款买了房。
买房后，陆晨打算辞职，而看似“自由且高薪”的律师成了他的首选。虽然是法硕毕业，但除了读研时在上海一家律所短暂实习过外，陆晨对这份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他的研究生同学大多考公或做了金融；在银行工作时，他唯一和律师打交道的机会，就是行里常委托律师去做逾期催收。有限的了解让陆晨觉得，这个行业来钱很快。
他迅速办了离职手续。彼时，陆晨已经在银行工作两年，做到了客户经理，年薪涨到20万。离开银行，意味着他要暂时失去稳定的收入。
根据律师法规定，申请律师执业前，除了要通过司法考试外，还得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陆晨找了个小律所实习。实习期间，他每月只有1000元薪水，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低了500多。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收入，更没有社保以及其他福利。
“大律师都是这么过来的。”和很多刚入行的年轻律师一样，陆晨这样说服自己，他觉得这只是成为精英的小代价而已。他自认为做好了清贫、996和被指导律师PUA的准备。
如果把律所比喻成金字塔，那实习律师就是处于最底部的人。“可以随意供执业律师使唤。”赵博说。和陆晨一样，他在读研期间通过了司法考试，研究生一毕业就进了北京一家律所做实习律师。之所以选择北漂，是因为赵博觉得，中国最牛的律所都在北京，自己甘愿在内卷中成长。
而接下来一年的“卷”有些出乎他的意料——每天工作到深夜，偶有闪失，就会被指导律师骂。日常还得给老师泡茶、拎包、开车，他甚至连续一个多月去医院，给指导律师住院的母亲陪床，“你不想做这些，自然会有人愿意做。律师这行卷成这样，不缺自愿被剥削的人。”更何况，指导律师掌握着实习律师的“生杀大权”——给后者写考评意见，以及对参与案件的点评等，这直接影响着实习律师是否能顺利执业。
相比之下，陆晨似乎也幸运了许多。他的指导律师就十分“佛系”，平时除了让他帮忙整理些案卷材料、跟着开开庭外，几乎没有其他工作。至于开庭技巧，如何接案源等，指导律师更是只字不提。工作之余，陆晨唯一的工作就是帮指导律师开车，“律师圈都知道，你每月花四五千元可能招不到普通司机，但花一两千块，却能招一个过了司法考试的本硕司机。”
刚逃离金融圈的陆晨暗暗庆幸自己“跟对了人”，唯一感到失落的是每月发工资的时候，家里日常开支除了他之前的那点儿积蓄，大多只能靠妻子的收入，房贷则由父母帮忙，有时连想请人吃饭都要考虑半天。
但想到自己终有一日能接大案子，成为精英，陆晨觉得“现在清贫点儿也算不了什么”。他想象中的精英律师，每天穿定制西装、抽雪茄、住别墅，可以随时带全家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逢年过节发的红包不是666就是888，不像现在，只能是6.66或8.88。
二、“鄙视链”
实习临近结束时，陆晨突然慌了，他发现自己根本不会接案子。但他告诉自己，必须相信自己可以，而且一定要去大律所才能挣大钱。
在业界，律所是“分等级”的。金字塔尖上的是“红圈所”，国内一共八家。如果能到“红圈所”工作，一般情况下每月起薪2万元，“红圈所”也因此被称为“两万元俱乐部”。在这之下，根据人数和规模，业内还依次将律所分为规模所、精品所、地摊所、个人所。仅次于“红圈所”的“规模所”律师数量少则数百人，多则一两千人；其余类型的律所，人数和规模依次递减。到了个人所，很多只有几名律师。
在这个生态链中，位于顶端的红圈所足以俯视其他律所。
在朋友介绍下，陆晨去了一家“规模所”，这家律所全部律师加起来得有七八百人。
“我们所新招过来的专职律师，都是带着案源来的，很多都还签了顾问单位，你这赤裸裸地来，可以吗？”面试当天，陆晨一上来就被问到了痛处。他赶紧解释说，正在谈三个案子，如果能签约，律师费总共有几万元。凭借这个说辞，陆晨最终被录用。
入职初期，他像是打了鸡血，一有时间就联系朋友，让对方给自己介绍案子，还时不时在朋友圈科普些法律常识，配上那张拉着西服门襟的职业照，看起来很是专业。
意气风发的表象背后，和大多律师一样，陆晨没有基础工资。律师费是“三七分”，所里留三成。每笔律师费都要打到所里账户上，律所每个月再以发工资的形式，将应得部分打到律师账户。这个分法陆晨起初觉得很公道，直到后来他才知道，所里每月还要从提成里扣除社保，以及一些搞不清名目的预扣资金，其中包括办公费。
“独立办公室每月2000元起；我们一般坐在大厅，工位每月几百块。”陆晨说，用独立办公室的多是老律师，为了谈案子有排面，租个二三十平米甚至五六十平米的办公室，桌子上除了苹果笔记本，大多还会放着雄鹰展翅、貔貅等工艺品摆件，配上一把真皮总裁椅。更讲究的律师，连桌子一侧的沙发也得是真皮的，再摆个茶台，上面放着五颜六色的茶叶桶和紫砂茶具。一些老律师喜欢在墙上挂“启功”的书法，或“厚德载物”，或“天道酬勤”。办公室里但凡还有空余的角落，都会被各种绿植占据，气派又高端。
陆晨这种青年律师则大多在大厅见客户，用一次性纸杯给对方倒水。
陆晨只做民商事诉讼业务，不接触刑事案件，也接触不到非诉业务。他记得，自己代理的第一个案件，是北京一个老板在外地出现的经济纠纷——这是他面试时提到的三个案子之一，律师费5000元。为了不让自己的首个案件掉链子，他叫上所里的同事一起代理。因为证据足够充分，陆晨这方毫无争议地胜诉了。
按照“三七分”原则，除了所里扣除的，陆晨和朋友分别拿到了1000多元。之后，他陆续又接了几个案子，大多是经济纠纷、离婚官司之类，分到手的钱，多则几千，少则几百。
“特别没有安全感”，陆晨越来越焦虑，他说自己主要是案源少，每个月能有一个案子就很不错了，“这个行业不能上大街上吆喝，平时主要得靠别人介绍。”据他观察，所里的老律师根本不缺案源，年轻律师则很难接到案子。
在业界，这被称作“二八定律”，即大约20%的律师占据了行业80%的资源和收益，而80%的律师分享剩余的20%资源和收益——这不难理解，在一个行业里时间长，经历过“草根式”拓荒的人，自然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便利。
作为刚入行的律师，张莉同样有案源焦虑。转型做律师前，她在浙江某市一个区级法院做了5年法官。按照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张莉辞职后，在家待了两年，经过实习期，终于在34岁那年当上律师。
法官经历在案源上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依据规定，我不能代理之前任职法院的案子。可离开那个区，我一点资源都没有。”为了找案源，张莉只得硬着头皮到处拉关系，她记不得在多少油腻的饭局上喝下了多少杯辛辣的白酒。类似饭局上，总会有个男人端着酒杯突然站起来，拍着她的肩膀大声对其他人说，“这是我的好妹妹，亲妹妹，以前是人民法官，现在是大律师，以后打官司找她。来，我先干了。”张莉忍着恶心，带着微笑说，“谢谢哥。”
这种应酬陆晨不想去。在他的潜意识里，这是销售该做的活儿，“而律师和销售是有区别的”，直到有一件事触动了他。
陆晨有个朋友在写字楼开美甲店。一天，朋友给他发来一张图片，是一张律师的名片订在A4纸上，纸上写着该律师擅长的领域。朋友解释说，有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律师，正拿着名片在写字楼里“扫楼”，给每个租户都发了一张，态度十分卑微。“你别哪天混到这个地步！”朋友感叹。陆晨震惊之余有些难过，他没想到同行为了找案源，已经做成了“地推”。
偶尔也会有老律师把不太好搞的疑难案件丢到群里，同事们小鸡啄食般一窝蜂扎上去抢，陆晨手慢，每次都抢不上，“最惨的是2022年夏天，连续两个月，一个案子都没有。”
一次他到律所办事，同事见到他表示惊讶，“总见不到你，以为你转所了。”
那两个月，陆晨的经济状况差到极点。做金融“民工”时期的存款早就花完了，每月房贷、养孩子、生活费除了妻子负担外，只能由父母帮衬。一次妻子忍不住抱怨，“你这律师怎么当的，连买菜钱都快没了。”陆晨无言以对。
三、最后的尊严
总结下来，陆晨觉得，除了他放不下架子外，这个行业里的一些风气也让他不舒服。
他首先看不惯的，是有些同行太虚。比如一些人经常在朋友圈晒开豪车、戴名表的照片，“很多车都是租的，表是山寨的。整得跟上流社会人士一样，其实很多人每月几千块都挣不了，房租都快交不起了。”陆晨亲眼见过，有同行经常在各个法院门口发定位、打卡，搞得自己很忙一样。“其实打完卡就走，还非得跟别人说，‘马上开庭，稍后联系’。”
一些当事人也让他觉得凉薄。有个当事人之前买了套房，找装修公司签了全屋定制合同，交了十几万定金。但装修公司不仅没使用合同里约定好的材料，还各种拖延工期。陆晨接了案子，对方的诉求是，希望退回十几万定金。律师费4000元。
真正介入案件后，陆晨发现，装修公司使用的是假冒伪劣材料，与合同里的约定严重不符。他建议当事人要求装修公司按照1：3进行赔偿，这意味着，如果胜诉，当事人可以拿到40多万。对方很满意这个思路。
但由于管辖权异议等原因，案件一直没开庭。当事人这下不乐意了，他找到律所，抱怨陆晨不能让案件尽快开庭。陆晨解释说自己不能左右法院，双方争执过程中，当事人偷偷用手机录了音，说陆晨态度恶劣，要到司法局、律协去投诉。几次三番之后，律所合伙人也不乐意了，直接表达了对陆晨的失望。最终，陆晨退还了4000元律师费，并把之前独立调查的证据免费给了当事人。
整件事让他觉得，这个职业一点儿尊严都没有。
申请律师执业，需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并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
这恐怕不是陆晨一个人的感受。2023年，一个本硕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的年轻网红律师公开称，司机的工资都比律师高，并且“律师这个职业远不如司机受尊重”。
社会学学者刘思达进行过四年田野调查后，在《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一书序言中提到，“中国法律职业三十多年高度割据的一个文化层面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和民众都并不把法律职业视为一个像医生、工程师那样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的职业，而总认为‘人民群众的意见，比法律还厉害’，于是不仅律师在法律服务市场上四面受敌，连法官、检察官也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尊重。”
让陆晨觉得没尊严的，还包括他身边的亲戚和朋友。当律师的几年，总有人托关系找到他帮忙咨询、写材料。但往往咨询过后，把案子委托给了其他律师。有几次，陆晨忍不住问对方，“你咨询我这么久，我也没收费，你怎么不让我代理呢？”对方通常回答，“下次一定。”
陆晨知道，这代表着没有下次了。
稍微讲究一点的咨询者有时会给他发个红包，通常不会超过200元，有时只有几十元。每到这个时候，陆晨都觉得自己离成功遥不可及。
他所谓的成功，就是住豪宅、开豪车，每年至少赚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不仅有接不完的案子与顾问单位，还可以和很多企业大佬称兄道弟，举手投足都是精英范儿。“但即便是精英，也挺能装的。”陆晨亲眼见过一个其他所的律师，平时没客户时都是抽普通烟，一有客户在场，就从抽屉里拿出雪茄盒，当着客户剪雪茄。剪好后，将雪茄喷枪上的火焰，对着雪茄尖旋转几圈。一边点雪茄，一边不经意地对客户说，“千万不要对着雪茄吹气，要让它在自然状态下燃烧，才能获得最佳的烟雾和味道……来，说说你的案子。”
每到这时，陆晨都由衷感叹这位律师是个好演员。
但也确实有一些他敬佩的老律师，在陆晨看来，他们能熬下来，就非常不容易，“要做这行，必须熬过去三五八定律。”陆晨说，所谓“三五八”定律，是说新人律师往往需要3年时间入门，5年有点心得，8年左右才有所成就。简言之，就是“三年穷、五年起、八年富”。
但现实情况是，很多人并不能熬过头三年。2023年9月，杭州市律师协会发布过一份《杭州青年律师发展调研报告》，其披露的数据表明，当地40岁以下的青年律师，平均年收入10万以下的占比32.32%。这就意味着，在杭州，约1/3青年律师年收入低于10万。“杭州这种经济发达的城市，青年律师收入还这么低，其他城市呢？”陆晨感叹。
北京的生活成本让赵博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做专职律师半年多，他只代理了3个民事案件，还都是实习律所的朋友介绍过来的。除了所里扣除的费用，再减掉他分给朋友的，赵博一共拿到9600元提成。平均算下来，每月挣1000多元，而他在南六环的合租房每月房租就要2600元。每到交不上房租，就只能用网贷来还。这些情况他没敢告诉父母，春节也不敢回老家，他想着，“实在不行，就只能回湖北考公。”
对于这种状况，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早年建议，“如果确有暂无经济来源的年轻律师处在提成律师的职位，且因案源困难以致生存窘迫，则只能建议年轻人暂且从律师助理或授薪律师做起，经摸爬滚打练就较高业务水准且已拥有基本客户之后，再做提成律师。”
而针对青年律师的困境，也有一些地方出台了相应措施。近日，广州市律协出台《关于扶持青年律师成长的若干意见（试行）》，要求全市律所建立健全青年律师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按月支付不低于广州市月最低工资标准（2300元）的基本工资，鼓励律师事务所以本地月最低工资标准金额的2~3倍（4600~6900元）作为青年律师的最低月工资标准。
四、上岸，或成为网红
做了两年律师后，2022年，陆晨发现，自己越来越穷，行业也越来越卷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身边都是通过司法考试的人”，甚至连律所前台都通过了司法考试，这让他压力很大。
司法部信息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执业律师65.16万多人，相较于我国14亿人的人口基数，初步计算，2022年我国每万人拥有律师的数量为4.6人左右。同比分析，比上一年度新增7.68万，涨幅超13%。
同样在这一年，全国律师事务所新增了2100多家，总数达到3.86万多家；律师100人以上的律师事务所500家，增幅超20%，结构性“饱和”，导致律师执业压力不断增大，竞争也更为惨烈。曾任贵州省律协副会长的某律所主任表示，初步估算可能有50%的律师生活在温饱线上，过去代理费用超过万元的案子，已经降低到1000元至2000元的水平。
“各行各业都在内卷，律师行业概莫能外。”一位从媒体圈转型不久的律师坦言。而一家规模所的高级合伙人则认为，“这个行业是没问题的，服务缺口也很大，只是得熬过几年的困难期。”
他口中的“熬”，不单纯是专业问题，还包括实务经验、社交能力、学习能力、表达能力，人情世故等，这些能力显然非短时间可以掌握，“只要能坚持，不眼高手低，都能做好。”在他看来，律师圈之所以看似“卷”得厉害，是因为很多律师想进大所，导致一些律所像开超市一样到处发展连锁店，“有的所甚至有1万多名律师，这不是人为制造内卷吗？尤其是大城市的大律所，更是所有人都想进。”
压力之下，有人想办法突围，比如靠直播或短视频，利用流量带来案源。
这些操作其实并不难——有热点可以蹭热点，没有热点就做些法律常识的科普，讲讲继承、出轨或离婚的法律纠纷。也的确有人因此脱贫致富。
陆晨认识一个网红律师，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有一次，他和对方联系，对方坚持认为“上诉”和“申诉”是一回事。“我这个网红朋友，什么案子都敢接，什么话都敢说。”有一次，他听到这位朋友对客户说，“放心，这案子没问题。你关注我账号没？看到我粉丝量没？法院判输的话，我发条视频怼他们。”
陆晨忍不住笑了，他知道自己做不了网红。
最近一年，更是连人工智能都和律师卷了起来。那些平时找陆晨咨询问题、偶尔发个红包的亲戚朋友，自从AI兴起后，都选择了通过人工智能解答问题——这比线下找律师效率高了很多，也省下了红包费。
“这个行业，除了和人竞争，还得和机器人竞争。”2022年底，陆晨愈发坚持不下去了，他决定考公——这是家里人认为最优的职业路径。彼时还有个现实的问题是，陆晨已经32周岁的，如果35岁前不能上岸，他可能一辈子都上不了岸。
2023年1月，陆晨申请注销了律师证。当律师的三年，他记不清自己办了多少案子，而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资料，只能查到7件。递交注销申请后，他形容当时的状态“空气清新，天空蔚蓝，浑身解压”。那之后，他专心备考，在2023年6月份成功上岸，成了检察官。
律师执业证注销申请表
对于身份再次转变，陆晨觉得生活有了保障，踏实多了。有时在法院公诉案件，他会见到之前的同行。看着对面穿得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律师，陆晨有种复杂的情感。
总有朋友问他一个问题，“我亲戚家孩子读法学，以后做律师行不行？”大多时候，陆晨会劝退，“切勿盲目，慎重而行”。也有媒体人向他咨询能不能转型做律师，每到这时，陆晨会先问对方有没有实现财务自由，如果没有，那就“老老实实写稿吧，别折腾了”。
相较于那段律师经历，陆晨对现在的铁饭碗很满意，这让他感到踏实。至于会不会再次转型，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毕竟也有检察官转型做律师的，可能就是围城吧，总觉得别人的工作是好的。”如今的陆晨还是衣着笔挺，这次是检察官制服——夏天穿浅蓝色衬衣、戴蓝色领带；春秋冬穿白色长袖衬衣、黑西装，戴红色领带。至于当初那张右手下垂，左手拉着西服右侧门襟的微信头像，被他悄悄换成了一张风景照。
（应被访者要求，陆晨、赵博、张莉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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