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人文关怀·温暖现实——现实题材电影创作座谈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
座谈会以主题发言、圆桌座谈相结合的方式，分“时代情感与斯文攸归”“左翼传统与当代创新”“知人论世与传递温暖”“培育观众与开拓市场”四个单元展开。与会嘉宾就现实题材电影创作的主流价值观、美学探索、创新发展以及市场前景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与会者大合影
在“事实如此”和“应当如此”间架起一座桥梁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在发言时提出现实主义有两个核心问题。“首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立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内，需要我们重新去理解什么叫做‘人民立场’。怎么表达社会发生的改变和变化，这是创作立场的问题，或者说是创作态度的问题。”
“其次是创作手段，这涵盖了典型细节、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和典型情绪四个问题。”尹鸿认为，所谓典型情绪也是最近大家总在讲的社会情绪价值，“我们看近年来火爆的作品，没有一部是按照以前的流行元素重新塑造的，恰恰都是在中国本土之上，最新捕捉到社会典型情绪的作品。”
“在今天，我们更有理由把一个‘事实如此’的生活和‘应当如此’的生活结合起来，要表现‘应该如此’。电影创作者要诚恳地架起一座桥梁，而不是贴一个光明的尾巴、人为起一个光明的片名，就以为可以解决所有温暖问题，应当通过诚心实意的创作逻辑，去助力生活变得更美好，未来变得更美好。”尹鸿说。
《第二十条》剧照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冠平以电影《第二十条》为例，提出了现实主义电影“言外之意和言后之意”两个概念。“我们看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电影，它的言外之意是唤起民众救亡图存的情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电影’，言外之意就是革命和劳动两个主题。在当下，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如果只考虑言外之意，就是干瘪、僵硬的现实主义。很多主题先行的现实主义电影，之所以没有产生生动的艺术感染力，就在于它只重视了言外之意。而所谓‘言后之意’，它要传递的是观众在接受了现实主义的行为、人物之后，他们对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联想是什么。”
“电影《第二十条》的言外之意，就是情与法间的逻辑关系。而它的言后之意，则是观众在片尾看到郝秀萍（赵丽颖饰）一家人在病房团聚所产生的想象。假如它不发生，温暖何在？假如它发生了，又如何温暖？我觉得这是谈现实主义电影表达很重要的方面，它跟每一个观众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日常生活行为所可能遇到的情感相联系。换句话说，现实的温暖感在于作品提供了多少言后之意的行为，以及观众从中获得的关于他们自身现实生活的信仰与尊严。”吴冠平说。
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镇在发言中，都谈及了左翼电影传统的流变以及对当下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影响。
“创作者应该贴近人民，当年左翼电影提出的方法论在今天依然适用。《十字街头》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当时的评价有这么一句话，‘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除了这部电影思想观念的进步，更在于它没有说教气。其实在左翼运动时期，很多作品并不限于棚内建设，创作者们走上街道、饭馆、理发店等现实生活场景之中，在镜头语言层面与社会深度交切，呈现出底层民众生活的肌理。今天的电影创作者和90年前的左翼电影运动的创作者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就是关心社会，关心人。不是把自己放在作品之外，而是真正贴近人，投射在人物身上，生活在作品里面，用心灵去创作。”李镇说。
《出走的决心》剧照
“在中国文化当中，情感跟真实跟道德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儒家文化里，‘情’这个概念便是道德的起点。通常我们说一部电影作品真实，也是在认可它的情愫可以打动人。”李镇以《出走的决心》为例，认为这部作品让观众看到了日常生活中鲜见的，一位老母亲一生的经历，“如果你只看到结尾老母亲出走的选择，可能会觉得突兀。但看完全片之后，在创作者温暖目光的投射下，就完全能理解她的选择，进而能够共情。”
“人文是一种理想，温暖是一种感觉。为什么《我们一起摇太阳》《出走的决心》《好东西》《热辣滚烫》这样的电影引起人们的关注？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它们都捕捉到了在这个科技互联网、人工智能的时代里，对身体、性别、阶层等各方面的复杂关系所进行的梳理与描摹。现在的观众包括创作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单一透明的、简单化的叙事和情感表达。面对现实的复杂性、多维性，甚至是混动性，创造者与批评者都需要重新出发。”李道新说。
“幽默感和温暖是当下现实主义电影里所必要的”
除了一众知名学者建言献策，电影《好东西》导演邵艺辉、《野孩子》导演殷若昕，《人生大事》导演刘江江、《出走的决心》导演尹丽川、《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导演刘泰风，以及北京精彩时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苗、上海三次元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任宁作为嘉宾参会并发言。
《好东西》导演邵艺辉
豆瓣评分9.1，上映不到一周票房破两亿，电影《好东西》是近几个月来难得的口碑、票房双收的国产佳作，这也令该片编剧、导演邵艺辉在来到会场后便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在她看来，“人文关怀、温暖现实”已经总结出当下需要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的核心。“人文关怀，就要以人为本，要真正肯定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和尊严。同时每个真实的人也都充满缺陷、矛盾甚至有不堪的地方，所以我们作为创作者，还是要真诚面对真实的世界。”
《好东西》剧照
邵艺辉认为自己一连推出的两部作品《爱情神话》和《好东西》都有一定的真实质感，但还是自己内心中理想世界的呈现。“不管是电影里的人物还是人物关系，包括传递出的感情和价值，其实都挺理想主义的。包括我也注意到一些评论说电影里的人物比较悬浮、架空，我认为他们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也有自己的困惑，怎么去创作一个非常有现实主义质感，同时又能离当下的观众很近的电影，似乎有悬浮的部分，但观众能够感觉到真实的温暖，这是我一直以来在思考但还没有答案的问题。”
自己创作剧本，自己担纲导演，既葆有了鲜明的作者性，也取得了不俗的市场反响，邵艺辉的创作秘诀何在？发言时，她也回顾了两部电影的诞生过程中自己的烦恼。“《爱情神话》是通过FIRST创投会落地的，当时参与创投的影片中，都市爱情题材的很少，当我上台介绍完后，不少出品方和制片人都表示很感兴趣。”
“但当我把故事大纲发了一圈之后，收到的多是负面反馈。也有人在表示欣赏之后，要求我大幅度地改动剧本，我肯定不愿意。这里面只有麦特影业一直表态想要积极合作，也没有对剧作修改提出任何意见。后来等《爱情神话》上映的时候，不少出品方又在我面前打马后炮。”
《爱情神话》剧照
“所以一个作品最后能不能出来，真的要靠创作者本身的坚守，以及能找到志趣相投的合作方。这部《好东西》的剧本完成后，我很长时间都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命名（片名），有几家投资方特别想让我把它命名为《爱情神话2》，这似乎很容易理解，觉得这样更好卖。但我不认为《爱情神话》是个IP，而且《好东西》也是个新的故事，并没有延续之前的人物设定和故事线。我不想败坏自己的口碑，一个新的故事就应该有一个新的名字。”邵艺辉说。
就此，张苗表示创作者和出品方达成共识很重要，“如此才能相互支持和理解对方的坚持。要把彼此的坚持、各自的坚持变成共同的坚持，这件事就对了，否则各坚持各的，肯定出问题。这就像是婚姻关系一样。”新千年后，张苗曾一直在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影片公司/索尼国际影片公司供职，并担任其中国区高级总监。近十年来，他则选择去到国内的电影公司，在《战狼2》《你好，李焕英》《我不是药神》等多部佳片中担任联合出品人、总发行人。
张苗在发言中表示，最近十年自己一直在做华语电影的制作和推广。“我有一个信念就是文明趋同，但文化永远求异。这些年我们看到那些能够走到国外的国产现实主义题材影片，都有一个特点，恰恰也是当下所有现实主义优秀影片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实际上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次圈层文化和当下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次碰撞。”
“中国电影目前在工业级电影的表达方面，或许跟好莱坞大制作相较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在现实主义题材的表达上面，我认为中国电影是好样的。记得很多年前，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当幸福来敲门》，这是一部美国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当时把它引进国内在推广上我们费了很大劲儿。但现在，优秀的国产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在很多方面都可圈可点，大幅度超过了美国同期的现实主义的作品。”
《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海报
张苗以今年暑期档电影《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为例介绍说，“刘奋斗导演找到我的时候，他已经被很多出品方拒绝了，我给他的建议是能不能把这个关于残障人士的故事，变得带有一点好莱坞黄金时代，或者说就像20年前迪士尼出品的那些中小成本，带有温暖现实主义的电影样态，尽量不要有那么强的苦难感。这些年，当‘现实’这两个字摆在观众面前，很可能观众会带有一种先天的沉重感。很多现实主义的故事本身基底是有一定沉重感的，但我们要让观众走进影院后，能用一种聪明的方式去平衡这种沉重感。近两年，电影市场的强烈趋势都是幽默感和温暖是现实主义电影里所必要的，观众不喜欢苦难。”
发言的最后，张苗提到在现实主义题材的选择和把关上，希望继续得到电影局相关领导的支持。“给我们更多、更大、更合理的创作空间。现实主义还有很多题材和老百姓关注的东西，我们还没有机会把它们搬上大银幕。就创作者而言，我们内心其实都葆有一份先天的敏感和敬畏，创作过程中也会不断地遇到困难，但我们应该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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