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终于落幕，这届大选在众多戏剧性事件的干预下，变成了2016年大选的某种翻版。
八年前，有感于希拉里在美国总统竞选中频频提出女性议题，我写过一篇《美剧十年，女权变迁》的文章，分析欧美影视剧中女性题材的变化。如今，又是一年大选季，又是一位女性候选人与川普对阵，又是同样的选举结果，也是时候回顾一下过去动荡的八年中，女性主题在影视剧中的表达，何去何从。
在为本文做功课之前，我有种想当然的预设——自2017年起“Me Too”运动席卷全球，女性声量进一步高涨，那以女性为主要观众的女性题材影视剧应该有了质的飞跃。然而，直到把过去八年自己看过的、和曾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的女性影视剧全部列出，看着几乎写满A4纸的剧集片单，我由沉默转入沉思。
女性群像剧去哪儿了？
相信经常出没社交媒体的观众会发现，最近一两年，曾经的标杆女性群像剧《欲望都市》再度在国内社媒上翻红，各种图文及短视频平台上，《欲望都市》的精剪Cut和二创层出不穷且引发很多三连与讨论。
要知道，《欲望都市》首播于1998年，第六季全剧终的时候也才2003年，距今已有超过二十年的时间。甚至可以说，这部剧当年热播时的观众，与今日国内社交媒体的重度使用者们根本就不是一代人。然而，一部以生活在纽约的四位成熟女性为主角的剧集，竟然能横跨二十多年的年龄鸿沟，在新一代的互联网女性用户中成功翻红，怎么看都是一件相当神奇的事情。
可这种“神奇”，究竟是《欲望都市》本身过于前卫与优秀，以至于能同时吸引两代成长环境大不相同的观众？还是得益于同行衬托——同类题材二十年中都难有突破？
《欲望都市》剧照
我想，《欲望都市》的精彩是公认的，但如果仔细回想，也不难发现一个事实——提及女性群像美剧，我们脑子里能立刻跳出来的名字，包括《欲望都市》《绝望主妇》《燃情克利夫兰》《衰姐们》《女子监狱》等经典剧集，基本都是十年以前就开播的。
最近十年，受欢迎的女性群像剧也不是没有，比如《致命女人》和《大小谎言》，都在播出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度，但它们的热度随着剧集完结逐渐下滑，乃至几年之后，观众大概率已经记不清楚剧情，而只剩刘玉玲饰演的Simone的那句经典台词——“Oh youth”，还能让人在玩梗时会心一笑。
其实，近年的女性群像剧中，不乏好莱坞大咖加盟，像妮可·基德曼、瑞茜·威瑟斯彭和刘玉玲这样的电影脸，在《欲望都市》播出的那个年代，除非客串，否则是绝不可能从大银幕走进小荧屏的。可即使有如今“好莱坞巨星集体下海出演电视剧”的潮流加持，女性群像剧既没有越来越多，也没有越来越热，至今也找不出一部能与《欲望都市》比肩的剧集，是不是有些奇怪？
剧集长度诚然是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当年那种动辄二十集一季，一拍就是五六季打底的美剧制作模式已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迷你剧取代，播出时长确实会影响一部剧集传播的长尾效应，可这种影响也只是“一定程度上”。
真正的决定因素，还在于你怎么定义“女性群像剧”？女性群像剧的重点，到底是放在“女性”，还是“群像”，还是“剧情”？
不难发现，诸如《致命女人》《大小谎言》《坏姐妹》等近年来的女性群像剧，都主打悬疑走向。推动剧情发展的是一桩罪案，或者是一个悬念。与其说观众是在看一部女性群像剧，不如说观众是在看一部关联若干女性角色的悬疑剧。一旦悬念解开，凶手曝光，大家惊呼一句“原来如此”，或者把该泄的愤慨发泄完，便很难再有那个闲心，去关注剧中有或没有的、与女性有关的议题。
《致命女人》海报
这和能随时激发观众想二刷、三刷，看个小红书上的Cut片段都能回味半天的《欲望都市》所定义的“女性群像”，截然不同。
以《欲望都市》为代表的经典女性群像剧，关注女性的日常生活，和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表达、发展、放弃或者捍卫的种种关系。这些关系既包括与男性的关系（一种容易戏剧化的表象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她们与其他女性的关系、与社会身份中“女性定义”的关系，以及重中之重，是女性与自我的关系。
遗憾的是，在“Me Too”运动风起云涌的过去几年，这种我们最希望在女性题材电视剧中看到的关系探索与讨论，被程式化的悬疑剧情弱化了，女性群像不再是女性群像本身，而成了服务于剧情、爽点的噱头。
由角色标签化转向故事标签化
诚然，正如我在八年前的分析中提到的，“扎堆”的女性小团体模式对女性题材影视剧的收视率贡献不小，但也无可避免地标签化了众多女性角色。
在当年的收视环境中，这种弊端可以理解——当编剧试图打造一个能吸引观众的动态小团体，势必要赋予小团体中每个角色鲜明的个性对比。比如《欲望都市》中保守谨慎的Charlotte，大胆前卫的Samantha，理性克制的Miranda和浪漫多情的Carrie。又比如《绝望主妇》的设置是傻大姐Susan，拜金女Gabrielle，男人婆Lynette和强迫症Bree。
《绝望主妇》截图
无论观众也好，还是制作团队也好，在经历了近年互联网上越来越多关于“标签化”与“反标签化”的讨论，都逐渐将“标签化”视作一种贬义甚或冒犯。这本来是件好事，因为任何一位女性都是复杂和难以一概而论的，那么作为现实社会的映像，影视剧中的女性角色也应该是复杂和不被标签化的。
在近年的女性题材剧集，尤其是女性群像剧中，我们的确看到女性角色不那么容易被单一的形容词定义了，然而，这不代表女性题材的表达去标签化了。事实上，在剧集制作中，角色的标签化正在被故事的标签化所取代。
不信，请你仔细审视《大小谎言》《致命女人》《坏姐妹》《剖析丑闻》这些剧集，纵然它们讲故事的水平都不低，剧中的女性角色们的性格与背景也相对复杂，但即便是这些可以被归为成功的高分剧集，故事梗概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渣男去死。如果想再多添一句，那就是girls help girls，渣男去死。
可以说，“渣男去死”和“girls help girls”已经成了女性群像故事身上最大的两个标签，这点上，国内的女性题材影视剧更是登峰造极。
就因为不错的悬念设置，和对“girls help girls”的大肆运用，这些剧集营造出密集的爽点，让观众直呼过瘾。可女性主义的表达，什么时候就走入了“针对渣男的审判”的局限？如果说女性是一种处境，那这种处境里只有渣男存在吗？又是否只有“girls help girls”一种应对模式？
女性故事的标签化比女性角色的标签化更加危险，也更值得观众与创作者警惕。利用爽点和情绪，把女性主义本该多元化的表达引入某种特定的情境，并提供某种特定的解决方案，看似在增加女性议题的讨论度，实则是刻意制造出女性视角的“灯下黑”，而位于观众情绪发泄点之外的黑暗，才是更值得深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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